陈永苗：战略撤退的维权运动

（参与2018年8月30日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官僚权贵集团的大规模海外移民的话，王朝政治之知识分子/民众矛盾尚且是一定限度内的，鲤鱼跃龙门，并不是一去不复返，而是要回馈于乡里，最后返回乡里。民国时期底层知识分子一边认为自己还是底层民众，一边以逃离和做人上人的渴望参加共党革命，等他们掌权之后享受着特权但内心自我良善化，还认为自己是底层民众。享受着特权，却以为着自己代表民众，天然具有对民众的代表权，乃至于自己的身体在场，就认为是民众的身体在场，自己的特就是底层民众的特权，自己就是底层民众（从而把底层民众排出出去），或者说自己先特权起来，会带动更穷人在将来即将特权（革命先享受特权，与改革先富起来，一脉相承）。从作为底层民众的自然代表，到自己就是民众，自己的身体就是人民，这就是知识分子/民众关系破碎的过程，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自然代表权，98年之后新左派的崛起，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参与进入政治就是后面这种恶化。大规模海外移民，对中国大陆社会结构和连带关系社会契约之破坏是彻底摧毁的。改革之先富带后富的社会契约毁了，革命也变为不可能发生。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与底层民众之间是国内殖民的殖民战争，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空间争夺战，类似于动物本能的，是种族屠杀式的。简单的说，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不仅不再代表民众，而且还是生存空间上的死敌：死道友不死贫道。

国内的大规模政治社会思潮，江湖几大派系，几乎没有一家重视到大规模海外移民带来的地壳板块沉入熔岩的总体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要战略倒退，原因在于民主运动所据以支撑的知识分子身份建构，是不断受中共体制的吸纳力吸引，是地球围绕着太阳的运转，是不断切入太阳核心而融化的。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历史遭遇无不如此。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与社会现实，是断裂的冲突的，是纽带关系不断稀薄的过程，顶多于藕断之际丝连，没有有机联系。断然不可能形成葛兰西说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是往“上”走的，鲤鱼跃龙门的，而维权与基督教的传道士精神一样，要求往“下”走，要求从权力政治中撤退。

我在维权开始，就在设想一种倒退导致胜利的想法。从民运到维权，是一种倒退，然后社会基础急剧扩张。我的想法，一直是倒退，从政改倒退，倒退到地方自治，倒退到最底层。最后倒退到民国：49与民国冲突之内战框架。与今天的全面恐惧和台海内战吻合。

可能退无可退的时候，庶几接近胜利。主动进攻的战略，没法想，也没法组织动员，取决于偶然性。

当然这种倒退的战略，是站在改革已死的前提上。以退为进。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可以遭遇不断被共党抛弃出统一战线的各阶层，与他们打成一片。另外一个，可以再次邀请已经退出民间政治舞台的，过去一波又一波的抗争者回来，而且盘活其退出后在舆论场之外，不在我们视界中的预备工作，例如八九一代在市场经济中的预备与重建的成果。同时，也将争取权利包括民主化要求的政治权利，视为债权，民间变为索债的主体，而不再是等待恩赐的。而这个只有倒退才能重构，回到历史债务的本来面目。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甚至俄国革命，一开始都是复辟的，也就是要求得回，本来已有的东西。革命的英文是回转。至少一开始求复辟，是最强大的。

并且这样的倒退，也是从上层建筑的要求，退到社会的要求，从而把民主运动建立在霍布斯意义上的“自我保存”之自然法上，也就是退无可退，遭遇“人对人是狼”敌意与全面恐惧。倒退是从民运过去的眼光来看，毫无疑问，是从政治或者谋求政治权力，退到社会或者重建社会。也就是回到施密特的例外状态，例如外在于中共体制的民国，或者经济危机。移民海外与内心流亡，都是我说的倒退的战斗，也是不断撤退的战略范围内。就像断绝父子关系，断绝夫妻关系也是一种战斗，共同体内部不是只有施压才是战斗，施压久了突然撤退也是一种战斗，很容易造成对方失重跌倒。在政治立场上，流亡海外与内心流亡，从中共的政治场退出，不仅不加入中共，也不加入反对中共，它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它与中产阶级在中共体制下政治参与包括政治反对，唱对台戏，走的是南辕北辙的路。迈克尔.沃尔泽在《解放的悖论》一书中说，在美国历史中，就像古代以色列历史中一样，新之胜利需要地理上的移动。新的胜利是摆脱旧世界的暴政和传统后实现的。他的老师路易斯.哈茨就美国历史言道，真正成功的革命……是迁徙。

我认为心灵的解放并没有办法导致人身的解放，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至少从外观来看，并没有社会解放的效果。这个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中的公知话语体系，频频遭受质疑攻击的原因。身体的解放，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需要迁徙流亡。在我看来，只要有迁徙流亡，即使心灵上没有解放，也是没有关系的，例如流亡于海外的刘宾雁坚持对共党的第二种忠诚，也是可以为民运事业做贡献的。

撤退战略触及了一个代表权话语赢者通吃的问题。在过去十余年的维权和维权运动中，当取得进步和微小胜利，总是有归功机制的巨大不公平。就像八年抗战，军民的巨大牺牲，最后只归功于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孙志刚案件废除收容遣送，媒体只归功于上书的三博士。废除劳教，媒体归功于普志强律师。当需要寻找代表权化身时，就会可能抹杀真正付出努力，真正推动的人和事。就像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可能就不会在功劳簿上。撤退战略把目光转向社会，转向士兵而不是军官，转向海量维权的普通人而不是啤酒泡沫一样的维权运动中塑造道义英雄。它对代表权话语机制提出批判，予以解构，不断下沉。与走向围绕中南海的身份建构截然相反，而是不断逃离，最后致力于另起炉灶。

不断撤退，不断邀请过去的抗争者回头再来，则会让一个特定时期写在功劳簿上闪闪发光（姑且不论是否公平），成为夜空中的巨星一枚，我们得到是整个星空，而不是一颗巨星。代表权话语赢者通吃，就以为“东方出了一个红太阳”，而实际上还在夜里黑暗中。星空图景是巨星与巨星并存的，而红太阳图景则“天无二日”。星空图景则意味着群星竞争，一时的胜利者通吃者，不会成为永久的，可能没有一阵子就黯然失色，沉没在黑暗中。如此星空图景，才能将胜利之前长时间起起伏伏的道义资源英雄保存下来积累下来。

新来的，想要出名的，都要自己以为的进攻。你要撤退，不是断了他们出名的路。随着共党的不断抛弃，新来的人源源不断，他们就那样，新兵蛋子很勇敢。所以要分波，一波一波的，前面一波的让给后面的出名。。前面一波的除了为后面一波被抓的时候，喊几下。更重要的是引导前进。一波一波的形成巨浪。这个问题，与改革-革命，希望-绝望的变化，是配套的。一开始新兵都觉得自己行，能推动。为啥新兵都觉得自己行呢，因为参与是身份建构的冲动，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支配，所以是宗教信仰性情绪，说自己不行不能推动没有虚假希望还有谁来参与。一定经历改革-革命，希望-绝望的历程。

八九之后，政治高度节节后退，从六4后怨恨开始，到了组党92和98的，一次后退，再到03年的维权，又一次后退，再到同城聚餐，再到08，再到新公民，是一次又一次的后退。如果八九都没能力，那么在八九之后的后退更是扯淡。我在香港雨伞时就看到，不外乎八九在香港版本，当时判断又是一场扯淡。。比不上八九有高度的，还吓感动神马。

从晚清改革-革命的变迁来看，地方自治夹在变法和革命之间，例如东南互保。是一种进步也是对的。

这里给出当前需要的历史教导：一种腾挪的身位，也就是从盯着中南海北京转向注视地方，以地方舆论力量的崛起来倒逼政改，从中心退到外围，就像我们当年从民运退到维权来寻找群众基础。从清末的地方自治公共空间来看，有两个维度，一个要求中央立宪（倒逼政改），一个致力于本土治理。

福州鼓岭的倪柝声，被号称二十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其所创办的教会小群派，叫做地方教会，也是在中央教会之外地方性的崛起。

我广东的一些朋友，不是公民民运圈的，而是商界文化政界的，他们赞同改革已死，也赞同民国，但顽强得坚持改革话语。很明显可以看到在广东那样自治独立传统极为强大的省份里，有一种方向：改革话语仅仅成为地方自治本地性的一种团结合一，互相认同的标签。也就是改革话语空心化从中央蔓延到地方，打着改革话语，但其实质是地方自治治理本土性。至于是否用来倒逼政改，处于任意和偶然，否则也不会赞同改革已死。在原来的改革话语中，地方自治本土建设当然也是改革的一部分，也是倒逼中央政改的地方部分，只是“改革已死”其内在的倒逼能力流失，只剩下改革之地方-中央的空壳或者意识形态标签，这种流失是从中央到地方蔓延，溃烂。如同清末地方自治立宪派的两个维度确实在当下还是存在的，也是这三十年改革精英的一次腾挪。虽然我认为倒逼政改的，还是一开始就注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或黄粱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