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浦：王岐山、郭文贵、习近平、民运及其他

（参与2018年4月25日讯）一



自郭文贵爆料以来，习近平势力受到的冲击，特别对几个关键人物王岐山、孟建柱形象更具有颠覆性。这对中共十九大，官场气氛云里雾里，党内党外一团乱麻更具挑战性。尽管习近平表面上夺得了“核心”地位，但其人心党心不仅未增加，反而已开始倒数计数。日趋严厉的封网使人们对那几个专制统治头面人物的各种大事小事更加关心了。比如，对郭文贵没有道清的两件事。





刘呈杰是谁的儿子?



中共官方说，刘呈杰是1972年1月9日生于普通人家的孩子。他所以引人瞩目的一个缘由是，在郭文贵曝光海航资产暴涨奇迹之时，引出了贯君、刘呈杰和孙瑶三个一无功名，二无身家背景的“普通市民”，他们却拥有海航系统52%股份，在海航账目中竟然有5千亿财务流水。就在郭文贵爆料他们的“真实”身份背景后，贯君忽然印证性地把所持的海航30%股份（180亿美元）“捐给”了正在美国注册的慈航基金会 。正应了中国的老话：做贼心虚。随后，贯君和孙瑶被揭露为王岐山的私生子，而刘呈杰的父亲则被郭文贵爆料说比王的来头还重要。何来头能与王家私生子女捆绑在一起？当然只能是王家认为可以与自己地位相当，或高于自己，或交情非同一般的人。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猜测是习近平之时，国内外网络、官方散布的消息和民间议论忽然变戏法一般流言四起。姚依林、陈元、刘云山、朱镕基等一众高官都成了刘的私生之父，就连中纪委和国保都不惜编造假贯君、假孙瑶和假刘呈杰来“辟谣”。同时，“习近平让王岐山调查海航”更成为解释“习近平没理由被怀疑是刘呈杰的生父”的理由；且郭文贵自己也出来表明，刘呈杰之父不是习近平。习近平与刘呈杰的关系疑点于是乎风消云散了，只有贯君被层层剥皮，万箭穿心。

可是，细想起来事情又不全然如此。第一，用贯君来掩盖刘呈杰，什么人值得中共最高层干出这样的事？第二，掌管中宣部大权的常委刘云山奇怪地对“栽赃”一反常态地三缄其口，任由传说飞流。这隐约再一次印证刘呈杰的生父身份高于王岐山。第三，这不竟使人想起了两年前，即2015年，在《习近平与他的亲人们》一书即将出版发行前夕，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民海及五雇员忽然被国保越界抓捕一事。据传指令来自北京最高层，由天津执行，而被抓者则拘押在习近平的大本营浙江。同期发生的还有709扩大抓捕维权律师事件，指令也发自北京，由天津方面执行。第四，2017年底，被网民称为网络沙皇的中宣部副部长忽然落马。在中纪委对鲁炜咬牙切齿的“公告”中，人们看到了中南海表现出的万丈怒火和紧张。公告中为什么有这么大怒气？联想到2017年国内网上隐隐约约出现的贯君、刘呈杰、海航等信息，人们想到的就不再是已经退休的王岐山了。最诡异的在第五点，2018年春节期间，当郭文贵再次扬言要曝光刘呈杰的生理性父亲时，来自中共最高层，对郭文贵有实际巨大压力的国家机器再一次被开动了，电话警告、瘫痪郭媒体、压制家人。在王岐山、孟建柱、刘云山失去中南海最高权力后，谁能再次发动这样的攻击，只有一个人——习近平。不是说习近平与刘呈杰没有关系吗，为什么习对刘呈杰生身父亲一事如此反应异常？这不竟使人想起了江青假康生之手的神经质表现。刘呈杰的身份实在太诡秘了。



海航是谁的小金库?



再来道一下海航是谁的小金库。郭文贵说，海航是王岐山家的小金库。逻辑是贯君为王岐山的私生子，贯君一人占股29%，而总经理陈峰和董事长王健才各占15%。贯君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资本和能力做这样的大股东，所以，郭就简单地在王岐山与海航之间划了等号：海航—贯君—王岐山—盗国贼。这时，不光刘呈杰不见了；而且还传出了刘呈杰与江曾有关系的传说，并说海航这家私营企业与江泽民、曾庆红家族有股权关系。这里朦朦胧胧地有几个疑点：

第一当然是海航的背后资本来源。海航1989年以一千万资本起家，如果没有大权力人物，海航资本如何可能从一千万增长到一万亿，增长十万倍？诡秘的是海航发迹的两个时间切点：首次为2004年7月至2008年7月。期间，江苏扬州国营企业“扬子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忽然成了海航下属“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并向该公司注入40亿土地资产，并不要求扩大注册资本；2008年7月，扬子江地产又无声无息退出了海航集团，其40亿元土地资产白送给海航工会委员会——一个非职工组织，不知道组成人员，却掌控海航股权的私营“工会”。第二个时间切点在2009年至2017年。这是一个更诡秘的腾飞期，是海航演变的一个界。海航的大股东们忽然到了巨大的资本支持，几乎可以不计资金数额地到处购置资产。2009年底海航集团资产总额为553亿，2015年达到近5000亿元；而其后二年， 2017年海航总资产就翻了一番，达到近万亿。它的运作资本来自何方？《纽约时报》2017年5月10日报道，“根据海航的申报文件，国有银行给予它6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通常只有负责执行政府政策的国有企业才能获得这么多贷款。”这样高额的对外收购投资有几家国企敢想，有哪个地方政府能找到；海航是怎么获得的呢？

第二，自海航被爆是王岐山的金库后，贯君及其背后那只手立即慌不择路，做贼心虚地将所持30%的海航股权“捐给”了美国慈航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基金？慈航基金属于海南省政府，它拥有海航22%股份。该基金会理事长曾浩荣是政府官员，曾任海口市市长。2013年，海航集团首次将20%股权“捐赠”给慈航基金会。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海南省政府性基金要到美国注册分部，同时，贯君正好是“捐”到国外，而不是国内？在贯君捐出股权后，刘呈杰的股份也好像随贯君的股份一起转移了。刘呈杰隐身于贯君身后，两人再一起隐身于海南省政府的官袍之后。此事随着海航董事长王健的神秘消失，似乎云消雾散了。海航太诡秘了。

第三，在海航被曝光后，种种隐瞒丑行几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却无人查海航。为什么？如果背后没有比王岐山更高的遮盖，这一切是无法解释的。况且，人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郭文贵爆料海航之初，2017年5月.27日山西省政府副省长王赋与海航集团董事长李先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共十九大之后，2017年12月13日下午，国内背景深厚的八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相约而同”地站出来为海航站台，赴海航集团洽谈2018年授信合作事宜。在王岐山离任中纪委主管后，一家官僚影子重重叠叠的私营企业还能得到这样力挺，不受调查，不被干预，其中的迷不竟使人猜测更深。

从上面的疑点，人们可以推出一个论点，海航不是王岐山一家的小金库。如果是王家和几个海航表面成员的小金库，这几个大股东（包括王岐山）应该已经被追究资金来龙去脉，并被失踪了。那么，这笔庞大资产是谁的？可以肯定它不是国家的；于是另外可以想到的两个归属是：其一是中共的党产；其二就是王岐山所属的某个小集团的金。因为，在海航问题上能保护海航的只有“党”，或者中共掌握最高党权的那个派系。这样一来，有一个人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只有习近平兼具“党”和掌握最高党权的双重身份。2017年底后，在国务院严格控制私营资本巨头向外输出资本的局面下，其他私营资本和地方国企资本的重大交易均遭推迟或取消，而海航依旧继续借贷，而且进行着更多跨国资本性交易，他们的这份特权不经过习近平是不可能的。海航是习近平集团的小金库？





习近平的城府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而权力城府颇深的中共官僚。他最出色的招数是“瞒天过海”。他明明治理国家能力很差，却能以讨好一任任上司隐瞒自己的权欲，以各种周旋功夫，骗过好财好色好风头的江总书记，又轻而易举得到平庸无为的胡锦涛赏识。登基后，他又一箭双雕，一面根据自己的权力需要惩治贪腐官吏，把自己最大的权力对手抓的人仰马翻；另一面通过“清理对手式反腐”收拢“民心”。在这方面可以看出其手段的三点是：其一对被抓江系官员，他只关不杀，甚至在刑期上还做一些交易；其二，对犯罪的胡系团派人马和“红二代”，他主要剪除顶戴花翎，以暂时换取胡锦涛的支持。其三，对体制外“反对派”一律关押、拘禁，绝不驱逐，然后，按需要奇迹般“生病”，以至丧命。可见，此君做事一步步很有心计，条件不成熟绝不冒进，但却凶险万般。由其政治城府可以想到，现在他的些许保守只是一定条件下的选择，如果为了能全面控制权力，他并不缺少把李克强变成一只待宰的替罪羊，甚或直接剪除江、胡的决心和手段。当然，对体制内外民主人士和势力进行残酷和血腥镇压，也不会比邓小平差。仅从他五年的城府来看，习近平手段全不受道义和人伦约束，可说是无毒不丈夫。

然而，这样的城府正好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大城府。能从不为人们了解，只经过五年便人心丧尽，足以说明其城府属于官僚谋权之小聪明，不是大政治智慧。习近平逆时代潮流而行，只五年就被美欧澳民主国家视为反民主和威胁国际和平秩序的角色，被国内网民视为信息和思想自由的敌人，被香港、西藏、新疆和国内大多数民众视为头号专制压迫者。能搞到这样的四面树敌，说其有大政治城府，实在是侮辱了“城府”二字的中性含义。



下面我们不妨通过习近平的一些手腕，看其城府几何。

一，习近平与贾庆林 

2015年8月，天津忽然发生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大爆炸。爆炸之剧烈如同小型核弹，惊动全国。次年，调查组《“8•12”调查报告》公布，结论是由于硝化棉处置不当，加上高温天气导致爆炸，属于自然事故。随后，天津副市长杨栋梁，副市长尹海林和天津市长黄兴国先后落马；由在政治上率先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接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是什么人？他是前中常委贾庆林的原秘书。习近平凭什么看上了这个贾庆林的秘书？这就不得不说贾庆林与习近平的关系了。因为李鸿忠取代黄兴国一事，某种程度泄露的是习近平与贾庆林的关系。

贾庆林曾经是福建省委书记，习近平任职福建期间的上司；他同时又是江泽民的嫡系，被赖昌星贪腐案搞到与妻子离婚时，竟被江泽民拉入中常委。习近平选李为天津主官不是他真觉得李鸿忠能效忠，而因为李鸿忠是贾庆林推荐的。习近平如此信任贾，主要由于贾对习不但恩德有加，而且是是习家真正的守护神。据袁红冰先生介绍，在胡耀邦政治生命最后阶段，习仲勋因为支持胡，与邓小平关系闹僵，这无疑就涉及到攀爬权位中的习近平。为了化解习仲勋和自己的困境，那段时间，习近平为保住父亲的地位，几乎每月马不停蹄地往返在闽燕之间为老父周旋。习在京城求助的最重要贵人之一就是中常委、江泽民的同系贾庆林。之后，习仲勋仅被以贬出京城为代价安全软着陆，贾庆林发挥了主要作用。此其一，其二是，在习近平向中常委和主席位置攀爬的过程中，习近平能最后拿下储君之位，表面是曾庆红使得劲，暗中运作的则是贾庆林。如果江泽民身边的两个主要人物：贾庆林和曾庆红都为习近平谋权位，再加上习夫人，著名歌唱家彭丽媛经常陪花花主席乐唱，习被选为“接班人”的积分当然就高于其他人了。

这样转了一圈，读者大概可以知道，习近平是一个很有官场手段的典型官僚。他并不擅长实际功业，但深知宫廷政治和中共朝廷旧王者之道。由此可知，习一定崇拜毛氏的权力手段，而不可能理解现代治国之道。别看他口口声声谴责山头、派系和小圈子，他在党内实际进行的派系组织——浙江系习家军，福建系习贾派都反映了他的政治与现代文明无缘。



二，习近平与王沪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习近平与王沪宁能走到一起，反映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当然显示出，习近平理论和思想基础薄弱。2015年习近平初上任曾晒过一次阅读书单，这次晒书单非常自我贬损，因为，没有一个有阅历的人会如此夸耀自己的阅历。更大的自我损害是，他一面说自己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一面却斥责教育和宣传机构“主动迎合西方对我思想文化渗透”，其荒谬甚至扩展到反对西方国家传统节日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影响。习近平拿了“法学博士”，但他读没读过孟德斯鸠，能不能读懂马克思，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理论严重不足，思想严重贫乏，文化素质低下是领袖大忌，也是王沪宁与习近平走到一起的条件。

在中共芸芸“马克思理论家”中，习近平为什么选择王沪宁？客观条件上，王沪宁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理论管家，使习比较容易靠近接触和了解王；更主要的是习对王沪宁秉性的认可。王沪宁是什么样的人？其前同事夏明教授说：“王沪宁属性如兔，一方面孱弱无害没有进攻性，一方面则是嗅觉灵敏政治上高度机警。……小心、谨慎、无害。他见人只说三分话，以倾听和观察为主，不会对人一五一十掏心掏肺。”王沪宁在理论上主张威权政府，努力证明一党专制的正确性；试图为党君王制度建立哲学体制；他还模仿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尤其精选出其中为统治者辩护的部分，继承西方理论中为专制和集权的部分以丰富专制体系。不过，有分析说，“其实即使在当时，王沪宁学术资历极浅，没有一篇称得上纯学术研究的理论文章；比王沪宁学术地位高得多的学者，在中国高校和社科研究所比比皆是。王沪宁的被重用与他的作为国家情报高官的前妻的父亲有关。”可见，政治投机是王沪宁的另一面。他眼中的理论并不是真理，而是待售商品。为了出售自己，遇到赏识者时他当然可以随需求者翻造更新。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8月号报导说，当年7月上旬，王沪宁敏锐的感到了习与江系的间隙，于是在中共政治局组织生活会上，就承认当年违心地与曾庆红一起推出并且大树特树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样的两面性显示出王沪宁虽有理论素养，但其人格中的奴性很适合习近平，他属于一种受过理论训练的高级奴才。这与希特勒手下的戈贝尔博士颇有共同点。

王沪宁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关系重复着中国春秋时期谋士与君主的基本关系。这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士关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从竞选中当政的领袖，一定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其幕僚都是人格独立而主见鲜明的人；而王之人格反映的则是君臣依附。习思想陈旧封建，他需要一个读过书的“马列秀才”为自己做理论化妆。王自知自己的化妆师角色，但他其实也没有思想，他的词汇都是马克思处贩来品。他们这样的关系，只要时间稍加延长，其君臣本相就真形暴露了。王沪宁为习近平设计的新理论外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在与习近平的南海战略、港台政策、西藏政策、新疆政策，互联网封锁、个人独裁，“不许妄议中央”，主席任期无限制，迫害维权异议人士等等表里南辕北辙。



三，习近平与刘源

习近平被人们称为“红二代”，网上也经常传有习近平未任主席时的红二代合影照片，甚至在习刚上任时，红二代还专门借纪念习仲勋举行了支持习近平的会议，但是，很快红二代们就发现习近平与“红二代”进行了切割。这主要反映在习近平对刘源等人的关系上。如果说薄熙来事件主要还是胡锦涛处理的结果，刘源在反对军队贪腐集团上的表现，本该使刘源进入军委领导层，可是，结果刘源却被任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刘源相仿的还有胡耀邦、陈云、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子女。当然，上世纪80年代被中共高层内选为第三梯队的接班人，如李源潮就更在习近平警惕和排斥的名单中。

进一步看，当年被胡耀邦定为第三梯队的更大团体——共青团主要成员，也基本随着胡锦涛的退位树倒猢狲散。孙政才下了大狱，胡春华吓得主动请求退出政治接班，整个共青团只差一步就结束了“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在此且不论中共接班体制培养的接班人之腐朽，只看这险恶的封建权力交接过程中习近平的种种表现，人们就可以知道，其权力交接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人，会把卷入关系中的人变成什么样；是造就一种党君臣关系和一个封建新帝王，还是造就一个具有开明权力观念的现代政治家？



三，习近平与李书福 

中共有九千万党员，大概不少中共党员以为党主席习近平一定是相信广大党员的。那我们就看一下事实吧，这里不说党员们的选举权，也不说习近平各种各样台面上的光彩演讲，只说一个人李书福。李书福是台州的一位私营企业家，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同时，据报道李书福的妻子叫彭丽娟，有传说她是彭丽媛妹妹，如果属实，习近平即是其姨夫（因中共保密，此事难以核实，大家懂的）。党主席与私营企业家是连桥关系本无什么稀奇，怎么就与习近平信不信党员联系上了呢？

凡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对自己钱财的处置，要比他滔滔不绝的言语和政治表演更能显示其本质的一面。一个心里藏着自己小金库的“政治家”，怎么可能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国家精英。上面说的“海航是谁的小金库”和下面的李书福并购就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心思。以海航的股权看，海航绝不是国家的金库，也不是中共的金库，它属于陈峰、王健和一批身份诡秘的代持股股东，比如贯君背后的王岐山，更神秘的刘呈杰身份和背景人物却无法揭开。在刘的背后拥股人未揭晓前，海航这个小金库到底属于谁还真不好说。如果习近平也与海航股权有关，习近平就会发现，在海航事件上自己实际上做了其他股东的“嫁衣女”，每个海航股东都充分利用刘提供的优厚条件为自己捞财，可刘呈杰背后的人却不便说，不好说。所以，在海航股份被郭文贵揭露后，这个小金库对刘的幕后人就意义不大了。

现在来说李书福。2017年5月，吉利收购宝腾汽车（PROTON Holding）49.9%的股份和莲花汽车（Lotus Group）51%的股份后，2017年12月吉利收购沃尔沃集团（AB Volvo）8847万股的A股股票和7877万股的B股股票，接着2018年2月李书福又以90亿美元收购德国戴姆勒集团9.69%的股权。这一出手一下就超过了海航2017年4月以55亿美元收购德意志银行9.9%股权的大手笔。吉利不是国营，也不是党营企业，董事长李书福个人持有吉利股份的46.4288%（2017年），它是一家典型的私有企业。于是，人们不仅就会想到两个问题，第一吉利大肆收购外企股份的钱从何来？第二，在银监会严格收紧外汇的政策下，谁为李书福开了后门？支持李书福发展的当然是习近平，2002年末习刚就任浙江省委书记即视察吉利，说“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不加以大力扶持，那我们还去扶持谁呢？”于是，李书福开始得到政府和银行的资金资源支持。习近平升的越高，各方面的注资也越大。2010年3月吉利跳了第一个台阶，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而沃尔沃给李书福的回报率占了吉利年赢利的7成，之后，吉利的海外收购一发不停。到了2017年国内资金发生大逆转，开始是中国发改委和商务部对企业海外并购计划进行非常严格审查，然后，银监会出面要求银行收紧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势头遭到强势监管；2017年6月中旬在银监会要求下，各家银行进一步排查安邦、万达、复星和罗森内里等民企巨头；最后，随着肖建华、吴晓晖被抓，王健林贱卖资产，马云吓得赞成私企国营，就连海航集团都在排查之列，在形势到了民营企业家心惊肉跳的程度，吉利李书福却逆势而行，其海外投资不仅不受限制，而且，资金源源不断。这个事的背后不是习近平给的特许，还有谁有如此能耐。

笔者因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猜测，习近平暗中在扶植李书福和吉利资本。为什么要扶植吉利？只是由于习与李有亲戚关系吗？当然不是。因为，吉利现在成了习近平的秘密金库，而且是主要金库，海航已经被置于次位了。至于，党主席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秘密金库，大家尽可大胆想象。金家三代都是北朝鲜劳动党主席，但金家却有个非国非党的“39室”，专管金家资产。有关“希特勒宝藏”的传说更神奇。二战时，希特勒掠夺了被占领国中央银行金库和在集中营犹太被害人的金戒指金牙等等巨额资产，最后阶段希特勒发现败局已定，但他不死心，决定藏一批金子以备东山再起。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都成了纳粹小金库的藏宝地。国家资产属于国家，而把国家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藏于国外真不失为一种东山再起的好办法。



四，习近平与温家宝

2010年作家余杰写了一本书《中国影帝温家宝》，自此温家宝的种种言论与温家人掠财的行为就成了世人笑柄，温家宝的“影帝”之名不胫而走。然而，此事还真的有失偏颇。

2018年1月就在温家宝羞愧难忍，决意不再问政时，其子温云松却被拘押审查了。温云松利用温家宝的地位谋财是可以肯定的，温家宝在2013年即将退出政坛前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就坦承，“没有坚决劝阻自己孩子经商是我政治上重大错误，是不可原谅的自己的过失，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内疚。”但当时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没有追究温云松的刑事问题。那为什么时隔5年要抓捕温云松呢？此事不能不论到温家宝的为人。温家宝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期间连续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的职务，因为，他真心赞同和支持体制内改革，包括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不过，在六四事变中他却因将赵紫阳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事件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一事，先泄露给了政治局常委会，从而出卖了赵紫阳。当时的情况错综复杂，温家宝因此得到了邓小平及元老派的赏识，使他得以与胡锦涛一起成为江泽民后的续任总理。从历史的角度看，出卖赵紫阳当然是温家宝的耻辱。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了体制内政治改革的思想。2008年9月30日，温家宝在接受『世界经济论坛』访问时说，“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亦需要政治改革，因为我们的发展需要全面的发展，改革亦需要全方位的改革。”2010年4月15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悼念胡耀邦。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讲话， “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他确实也是如自己的言论一样做的。当他从重庆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中感到薄熙来准备重兴文革，“改革”处于危机中时，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接受记中外者采访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次日，薄熙来即被软禁，抓捕。这次行动为习近平顺利当政扫除了障碍，温自以为为习近平立了一功，但其实在习的心中添了一堵。习近平反的是政治竞争对手薄熙来，而不是唱红打黑的薄熙来。

习近平表面对温知恩礼遇，其实不然。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利用其父地位违法经商，在市场上已经久闻大名，却能安然无事，为什么在2018年1月忽然就被警方关押了呢？其问题之一多半还是出在温家宝反对文革和追求体制内改革。笔者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流露出的终身制思想和阴谋，应该受到了温家宝的抵制。拘押温云松既是警告温家宝，也警告胡锦涛等一众高官和反个人独裁派系。如果习的终生主席梦得逞，而温家宝放弃抵制，温云松被拘就成了“谣传”，否则，就可能连温家老母都会牵连进去。千万不要以为习近平不敢对温家宝下狠手。



五，习近平与王岐山

说到习王关系，可能不少人会认为王岐山是习家军的主要成员。同时，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王岐山与习近平面和心不和。为什么人们对习王关系的看法会有这样大差异，从两人的关系又能看出习近平的哪些特点？

判断王岐山是习近平哥儿们的观点主要根据三件事。一是青年插队时期，两人熟到同寝。二，无论习近平当主席前还是后，王岐山的能力都明显强于习；但他却在任常委期间，鼎立帮助习清除反对派。如果没有王岐山，习近平的权力根本到不了今天的程度，而他也因此得罪了广大官僚阶层。三，反腐束官这件事把两个人绑成了一个人。

认为习王实际上面和心不和的也有三个根据。其一，习近平用王，而并不信任王。习调进中共高层的都是浙江、福建的习家军，王不属于习家军。其二，在十九大换届中，习近平看似无力拒绝党内反对派“七上八下”原则，实际上内心也是愿意让王退出中常委的。习近平心理上“惧怕”王岐山留在常委内，形成另一个真正的能力核心，对自己构成权力威胁。其三，王岐山实际上看不起习家军的那些干将。他们能力低下，只会奉承；口头表态像林彪，可以搞宣传鼓动（当然，他们的宣传能力也是老王看不上的）；但对管理，特别是经济和外交根本连小学水平都没有。这些人与王岐山自己的人马天差地别。所以，王与习在素质上就不可能长“和”。

两种看法都是真实的，人们的判断反映了习与王关系的复杂性。他们曾经是“哥儿们”，曾经友情高于性格差异，但中共最高权力的封建特点离间了他们。就像苏共体制使斯大林孤家寡人，中共权力机制使毛泽东所有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被他下狱、害死。只有五年，习近平与王岐山的关系就由“哥儿们”变得仅存权力利益，互相猜度提防。人大会议上，万长龙对老王的一个军礼，不知会搅乱习近平几宿难眠夜。习王关系已今非昔比，封建君臣关系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规律必定最后重塑习王关系。既然王岐山比习近平明大理，懂大势，那他就不会为一个封建且自以为是的习主子陪葬。所以，脚本继续发展就不排除老王隐退，或与习近平发生摩擦后，退居海外“养病”。



六，习近平与钟绍军

先说习近平在军中的密友张又侠。张又侠与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追踪到习仲勋与张宗逊（张又侠之父）的关系。张又侠虽比习近平大两岁，但他们的关系因两家人和个人而非常友好。特别是当习担任主席，又面临强大的政治较量时，张又侠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就更把两人推逐到了一起。从2017年底的情况看，在习前五年的执政过程中，他一直在军队中寻找有能力又效忠于他个人的嫡系，但以他凌驾于所有人的野心“一直找不到”。刘源立功却被习冷藏；范长龙有个人见解，不是他理想中的奴才；房峰辉和张阳甚至被他看到有二心；最后他干脆把原来的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全数免职，并不顾军内久传任人唯亲舆论，独留下张又侠帮他个人控军。

张又侠自当兵一直是军事主官，而留任后的张又侠却在67岁上改行管起了政治，主管军纪委。就像王岐山一样，张又侠一下从一个军人变成了效忠习近平个人的监军，他的任务就是帮习近平个人清理军队内的反对派和对习个人不忠者。这样军队就又一次走回了毛泽东个人控军的老路。老毛为了个人控军，撤换彭德怀，以会吹捧毛的林彪取而代之；邓小平以自己的秘书王瑞林入军做监军；江泽民效仿之，用过两个监军，先是张万年，后有贾廷安；习近平再学江泽民，张又侠就是台面上的那个控军代理，而私下里他安插的监军叫钟绍军。

钟绍军何许人也？他1968年生于浙江衢州开化，1990年从杭州大学计算机系毕业，1999年获浙江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然后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钟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7年习近平调任上海，是唯一随习调任上海的随员，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同年秋，习调任政治局常务，钟又随其调入中南海“习办”。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2013年6月钟被空降中央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而在此之前，据传钟已参与对军中最高级官员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的贪腐和人事关系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使习近平铲除了郭和徐两大军内势力集团。也有传说，刘源在2011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那次反贪发言中拿出的一厚叠材料，就是钟调查和提供的。2018年1月，钟绍军以少将军衔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办主任也从副战区升格为正战区职。

中共现行体系中有两个特殊机构，一个是中央办公厅，另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中办主任和军委主席办主任的特殊性在于，他们都是单主官制，这与中共各种机构一律“双领导”制大相径庭；而且，这两个机构的主任都直通党主席，所谓有通天“军机要道”。就是说，他们只受习近平个人控制，国和党都干涉不了他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下钟绍军不仅在军中建有自己的独立和机密网络，而且该监军系统一直在军中扩大渗透。由上可见，钟绍军就是习近平个人在军中的耳目，相当于曾经的王瑞林和贾廷安。张又侠与钟绍军是一明一暗，这样的监军与明代永乐朝的宦官监军制一脉相承，但比明成祖朱棣用心更深。



七，习近平与秘书丁薛祥

中共十九大前后，一个重要事变是抓孙政才，废胡春华的政治局常务，习近平的这个动作非常引人注目。最主要是引发了国内外对这件事的猜测，一种猜测认为习要给自己留任期，他打算干终身；另一种猜测是习自己另有接班人选。于是，舆论纷纷把视线集中到谁最可能是习近平给自己备的接班人上，不可能是王岐山、栗战书、蔡奇和刘鹤，可能的有钟绍军，陈敏尔和丁薛祥。如果把现在钟绍军的位置关键性设为不可替代，而钟在十九大没有进入中共政治局，就可以知道在正常情况下，钟绍军只是个监军，习近平没有打算让他作为领袖接班人。

比较一下陈敏尔与丁薛祥。众所周知，陈敏尔是习家军主要成员，而且是习近平中意的干将，但陈敏尔丧失人性的政治投机心态在中下层官员中知道的人虽不多，在中共上层却被多数人所知晓。这主要反映在陈敏尔女儿与斯鑫良儿子的婚姻上。斯鑫良曾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是陈敏尔的提拔者；陈敏尔因之将女儿嫁给了斯鑫良儿子斯力（省团委常委、组织部长）。但斯鑫良因涉令计划案入狱后，陈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不顾小夫妻反对，在斯力被捕后，强力迫使女儿堕胎，致使其女患上严重抑郁症一事，暴露了陈敏尔的权欲熏心。相对来说，由韩正提拔，担任过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并担任过陈良宇、习近平、俞正声政治秘书的丁薛祥就完全不同了。他不属于原习家军，也不属于江派，也不是团派，无政治派系背景；干事精炼、踏实、低调，且政治不超前，不偏激。他凭能力当官，能使各方满意，而又不卷入复杂的官场人事纠葛，不受派系钳制，这使他在权力角逐中获得了最大的支持面。

某种角度看，丁薛祥与习近平的关系像邓小平对胡锦涛；或者像老毛与华国锋；而陈敏尔则像四人帮与老毛。





习近平有什么城府？

2018年两会前夕，纽约时报以《习近平隐秘、迅速而狡诈的修宪之路》一文作了脚注，描述了习近平的三个特点：阴险，迅速，狡诈。之后，习近平在全国和世界面前举行的强奸民意“投票”，充分证明了纽约时报描述的正确。从上面的关系中，既可以看到他隐忍、伪装（两面人）、欺骗和独裁做派，更可以看到他对眼下中共干部“党性”素质的了解和把握。不说现在国内中下层干部中，相当多的人都怀有投机攀乌纱动机，只说官场流行的奴性之烈，实在是中共党史中前所未有的。一听到“党员纪律”，党员便不敢多问是非对错，个个俯首帖耳。就是高级干部、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中，只要“主席”揪住他们和家人的尾巴，他们也只能闭住嘴巴，老实“效忠”。习近平正是抓住了现在党官们这一特点，把一个党整得比帝制皇臣还奴才。

既然这样，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借用和制造堂皇名目，伪装自己和掩盖自己的目的呢？因为，他的目标实在太见不得阳光了。习近平当政之初，曾公开表示要“还权于民”；人们对他反贪腐，把“老虎关进笼子里”是颇为支持的。后来，他后退一步，表示要“加强党的领导”，还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身不由己：既然当了主席总不能让共产党垮在自己手里吧。可又过了一段，人们感到事情不对了，《炎黄春秋》等杂志被掠夺（实际上是关闭）；吹捧习近平个人的策划出现在党章和国家宪法中。习近平是为维持中共岌岌可危的存在吗？在对温家宝的压制和这次政治高压下的修宪，人们终于看到了他的目标——追寻个人的皇权梦。同时，从习与王沪宁的关系中，人们更看到希特勒与戈贝尔的影子。习颇懂得自己的知识水平与他的皇权目标有太大差距，他自己连希特勒的鼓噪能力都没有，不找个戈贝尔来帮忙，理论上实在太难骗现在的老百姓了。毕竟14亿老百姓中的相当数量已经不是上个世纪愚昧的一群了，况且在数量上还是多过9000万党员十五倍啊。党干们因牟利屈为奴才，老百姓却没几个甘愿当奴隶的。何况还有外国人要应对。习近平努力学习前任领导人毛泽东的观念和统治方法，毛泽东通过陈伯达、张春桥借用的只是马克思词藻；习近平通过王沪宁还借用了当代国际主流社会流行的“普世”词藻；而他与毛一样，对这些词藻既不懂，也不信，因为，他们都属于不近现代文明人文素质的一类，崇拜帝制，唯强横专权为本。习需要一套鲜亮的词汇只是权宜之计，为了以“新鲜形象”吸引一群仁智未开的群体，得到一众芸芸众生的“拥护”和便于奉承投机官奴们吹捧。习近平的思想不要说无法吸引当代中国知识精英，他连真正在思维的普通中共党员和广大网民都凝聚不了。是用一个王沪宁，毁三个党主席；还是三个主席用一个王沪宁，证明了中共已经难以救药。

习近平的城府基本上属于一种围绕着党朝廷传统的官场经验，这套经验与中国封建古制朝廷规矩下的官僚城府非常相似。“忠君”与“忠党君”一字之差，实则一个样。自当县太爷官以来，习近平的现代治理能力就庸碌的可圈可点。在他任主席后，五年中除了通过“反贪”争夺权力制高点很有成绩，其它各方面均无建树。人们看到的是国家经济浮夸且不断滑落，国家体制越来越僵硬，文化和教育越来越愚昧腐朽，思想禁锢和网络封锁控制越来越严厉，公检法和官僚奴役行为越来越黑社会化，直接都靠黑道式恐怖；反文明和对外扩张却越来越显著。习近平政府是文革后被世界文明国家和民主舆论最排斥的一届政府。由此可见，习的城府中除了古老的皇权继承观念，在文化、思想意识、科技、教育、经济、军事、行政、法律规范、外交诸方面都没有文明迹象。这反映了他严重缺乏现代知识学习和锻造，他继承和遵循的是狭隘的乡村宗族传统和封建皇权意识。习近平主政五年的高压统治，以及他在两会前后矫揉造作的希特勒式控权表演，活灵活现地再现了袁世凯的称帝丑剧。习近平正在解冻一具封建腐朽的灵魂，并企图使其在苏醒的中国领土上复活。修宪后，他的各种“仁义”秀都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很难再有正面意义。短短几年的倒行逆施已经注定了他的梦开始走向末路。国内精英的沉默和不断出走逃离，国内外反专制运动的扩大，以及世界民主主流舆论对习近平个人的抵制、批判，就是国人对习近平的警告。习近平一直在给部下打气，要他们自信，而钟绍军和李书福就暴露了他不自信的破绽。





                                                二





郭文贵现象



讲了上面的话题，就不得不谈谈反对“盗国贼”，不反习近平的富翁郭文贵和郭文贵现象。

郭文贵是一个出身贫寒，受启蒙教育不多的普通商人；也是一个与中共情报系统关系密切，为中共情报系统建立过功业的亿万富翁。他受惠于中共，感恩于中共，并与中共高层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同时，他又是被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所追究和打击的政治对立派中的相关人。他所属的中共派系和他与王岐山都是对立的。他对外公开表明的七条项原则中的“不反习”实际是告诉人们，他坚持自己属于体制内反对派，尽管中共体制内并不一定认他。他自己说，他对“盗国贼”痛恨至极，却又写信向习近平表忠心，请习近平“充分利用”他，他甘愿为习近平献上犬马之劳。他是否真的愿意为陷害自己和损害国家利益的中共出力人们还在看。他真的不知道王与习是同党吗？真的看不清王岐山的种种行为中都有习的身影吗？No。他的反王拥习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一种交易。这些自以为“聪明”的手段既有他从小在乡土文化中吸取的部分，也有后来在商场博弈中学会的部分，更有在情报活动中被中共情治系统训练的部分；很自然在逃亡和决定参与反专制活动后，他就把这些经验带入了反王派活动。他缺少的是什么？是对民主思想的系统了解。不要看他口口声声要“建立法制社会”，其实他对什么是法制和法治社会与民主的关系并不完全理解。所以，人们看到的郭文贵更像梁山好汉。他身上有结帮聚义的气质，也遵循梁山好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则。水泊梁山的一套被郭文贵运用的惟妙惟肖。

郭文贵手中有两个造反资源：第一是他掌握的中共最高层的丑料（某种角度说，郭表现着党内的一些人）。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暴露中共最高集团本质，严重威胁中共政治声誉的“料”——海航内幕，所谓的南普陀会议内容，权力高层家族资产和性关系丑闻等，对中共现统治集团确实具有巨大杀伤力。这是中共不停派高官与之“谈判”的原因。另一个是钱。他自称有千亿资产，并以炫富来表现“实力”。郭文贵的钱对中共作用不是很大，可对严重缺乏资金支持的反专制力量方面，这使郭可以比穷民运获得不少优势。可是，对这两个资源郭文贵用的并不好。在爆料上，大家发现他只是开了一个头，然后捏着料，不断扬言“爆”，而实际并不爆。时间一长大家就觉得有点问题了，就像看猫玩鼠游戏。相反他却凭着自己财大气粗，不断挑起对“伪民运”人员的高额诉讼。他在与习近平在做交易，交易的标的物是郭的国内财产，及家人和员工安全。对于这样的游击战，人们既有理解和赞成，也保持着对他的疑虑和观望。观望郭文贵是否会把打击“民运伪类”当成了另一种与习近平集团交易的筹码。

说郭文贵是一种现象，指郭文贵身上表现出一种现代梁山好汉情结。这样的情结在杨佳身上，在抗暴被拆迁户贾敬龙、范华培身上，在军人田明健身上大家都能看到。在中国历史中，传统反抗都是被专制逼迫起来造反，但都只反对贪腐，不反专制代表——皇帝和皇权，更不懂反独裁制度。在郭文贵身上也是不反党体制，甚至希望一党制能保障国家正常稳定运行。这样的现象不是郭文贵个人身上才有的，它也反映在一大批反对专制，却还没有受到启蒙思想开悟的普通老百姓身上。郭文贵与郭文贵现象的区别在于，郭的个性倨傲不羁，而大多数老百姓更懦弱。所以，大部分支持郭文贵的人都把郭文贵视为“英雄”和领导者。当然，郭文贵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民愤爆起现象。当郭文贵表示，自己可以为“正义”而忘乎万贯家财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了更多连家财都没有的受损害者，鼓舞着在懦弱中挣扎和抗争的访民，温暖着被权贵像扫垃圾一般驱赶的“低端人口”，鼓舞着被恶狗般的警察虐待的无辜者活下去。就是说，郭文贵现象就是杨佳情结复活，是活的杨佳精神。他的每一点成功都激励着被中共压迫的普通老百姓，支撑着涌动的反抗情绪在中国大地酝酿发酵。





民运和挺郭会



在郭文贵爆料后，一个比郭文贵现象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挺郭会”。“挺郭会”可以说是郭文贵现象的一种必然。

郭文贵在美国互联网公司《明镜》揭露中共最高层黑暗内幕后，中国国内和国际华人社会已经一片哗然；之后，《美国之音》在采访郭文贵过程中又忽然断播，并发生华语部主要人员遭停职，后被揭发断播原因来自新台长家与中共有利益关系，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一片震惊。出于对郭文贵行动的支持和反抗中共专制，世界多国普通网民在自媒体上纷纷发声，而后演变为自发成立“挺郭会”组织。“挺郭会”的目的一目了然，就是力挺郭文贵爆料。实际上，与其说它是挺郭文贵，不如说它是一大批对中共黑暗统治不满的网友结成的倒共组织。为什么那么多此前一名不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留学生和教授，公开的或之前隐蔽的老百姓要出来挺郭？因为，大家都觉得郭文贵爆料不是个人的事，支持郭文贵就是反对中共黑暗暴政。大家要与三股压制郭文贵爆料的势力争一下：一股是中共权力集团中，以中共情治机构和中纪委为主的专制势力；第二股由《美国之音》中断郭文贵爆料所引发，是美国高层一些与中共利益交织关系很深，被郭文贵揭露的“蓝金黄计划”上层人物；第三股最使人大跌眼镜，竟然是一些所谓的“老民运”。“挺郭会”的兴起一方面给郭文贵加了油，打了气；另一方面也使郭文贵现象变得复杂起来。这不仅使习近平打压党内反对派进一步公开化，中共内部出现的反习力量被摆上台面，中共内部的分化变得明显；在美国上层，精英之间对中共政治的分歧也被激化了；而且，曾经的民运人士间也因郭文贵又一次出现分化；以至影响到民众对郭文贵的爆料原则发生分歧，比如对郭七条中的“不反习”。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一时看花了眼，理不清，剪还乱。如何来解读“挺郭会”现象呢？

第一， 挺郭会一事证明期望政治变革（不仅是体制内改革）的社会愿望已经遍布海内外华人社会。情况绝不是像一些“民运人士”说的，中国普通民众只知发财，不知民主，不关心政治。中国中底层社会长期被压抑、积累和隐藏着的巨大愤怒和不满，只因为没有找到释放的火山口而在地下滚动着，情况就像忽然爆发的六四事件前的状况。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隐忍，是因为中共拥有强横的专制机器，他们在六四中已经使用国家集团军血洗了北京。表面平静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不满和愤怒的岩浆。挺郭会的出现可以说是“六四”后民众自发向中共专制的又一种公开展示自己的力量。

第二， 那么，这些年民主人士不辞辛苦地工作，为什么民众都没有成立什么“挺民主会”，而郭文贵爆料后，大家偏偏选择成立了支持郭文贵挺郭会呢？“民运”的民主法治启蒙与郭文贵爆料的差别在哪里？（以下的话请老民运们耐心看完）。

不知民运精英们是否想过一个问题：社会理论、历史知识丰富的精英们与挺郭会默默无闻的会员有什么差别？六四后推动中国民主的民运精英们，大部分都学识高深，理论深刻，观点尖锐，他们的见解是反对中共专制的普通民众不能比的。“民运”近三十年来会没少开，会议上精英们慷慨激昂，道理一套接一套；反而使参加会议的普通人感到自己水平不高，听不明白，脑筋转不过来；或者觉得自己与这些精英们不是一码事；或者找不到帮自己解决具体问题的真正方法；甚至连能具体排遣苦闷的朋友都找不到。民运的抗议活动也与普通民众的抗议目标缺少具体关系。于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只能敬而远之了，精英活动就只剩精英，民运也就越搞人越少；甚至有一种只剩“元老”的感觉。郭文贵爆料后这种情况大改观。一方面郭文贵是个普通人，有钱而没有学历；他的爆料，只爆具体恶人和丑事，很少宣讲理论。他揭露的中共最高层丑闻和表述的大众化道理很容易使普通百姓找到共鸣。这就是忽然间世界各地冒出了那么多反专制反暴政普通人的最简单原因。民运精英们没想到，世界吃了一惊，中共则惊恐万般。特别是海外网络媒体上，中共组织的五毛一下成了“弱势群体”，使中共政治局都感到了害怕。越来越严厉的封网和抓捕网民就是这种恐惧的表现。“挺郭会”这件事说明体制外民主运动在若干年里，虽然进行了理论启蒙，但与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力和感觉需求是有距离的。民主运动一直停留在少数知识精英的精神层面。

第三， 那么，老民运们在理论方面真的就搞清楚了吗？没有。因为，除了《零八宪章》，民运中没有一套真正能适合中国现今情况的基础理论和有影响力的纲领，更不要说能吸引和动员最大多数民众的政策性文件。不得不说，《零八宪章》是一部存在重大缺陷的纲领，虽然它在政治民主理想上很优秀，但在民族团结和国土保全上却丢失了大量民众；在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上，民运的主张是什么？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化，还是国营体制？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美国，或者欧洲福利主义，现在大部分干部和老百姓对空洞的民主自由口号，很不看好。太多中产人士和企业家们甚至担心“民运”空喊民主，最后连现在中共的经济水平都达不到。理论上的苍白，说明民运根本没有做好基本的变革准备。一种好理论和好纲领是国民认识一个变革组织和一次大变革运动的基础，精英们如果连像样的、给人信息的理论旗帜都没有，当然就怪不得老百姓看不懂精英了。而如果变革运动自己都还浑浑噩噩，却以高人一头的口吻吹的云里雾里，似乎每个人都是老大，都是一面旗帜，互不买账，当然就更不受人们见待了。老民运过于精英化了，理论又绝不够精英。

在这方面，郭文贵能在短期内敏感地抓住机遇，组织起挺郭会，应该值得老民运和精英们学习。如果老民运们连这么明显的事实都看不到，那就要检查是否患上了自闭症。

第四， 一个人和少数几个朋友结成的小团体能对抗一个政党吗？谁都知道不可能。但老民运搞了那么多年却一直保持着自我孤立的小圈子状态。尽管本来就被中共分裂，自己还要加倍分派分党分细微观点差别。挺郭会在一年里就能串联起多国反抗力量，民运却没有基础和能力与挺郭会团结在一起，这样的民运组织当然就是低效和无效的。足见这么多年民运的不成功，一个最大问题就在组织特点的分裂性，私交化。基本是朋友团体，不是政治组织，没有一种滚雪球式的组织运作机制。比如，有人主张团结郭文贵，有人还提出请郭文贵也加入领导班底；有人则反对郭文贵当领导人。一言不合，连会议都开不下去了，基本没有民主规则在主导一项议案。然后，内部就出现了分化。这样的组织怎么能运作，连基本的运行都维持不了。郭文贵有经济操作能力，有组织经验，但缺乏政治理论基础和战略经验，不能胜任民运的精神领导。即使如此，为什么就不能通过组织程序，使之担任合适的民运组织领导工作呢。

无能把大量的民众和有能力的民主精英力量吸引和团结在一起，是现在民运的最大问题。民主应该是一种比专制更能凝聚人心，集思广益，获得的优秀方案的规则，不是为了方便分歧扩大化和组织不断分裂的游戏。有思想有能力的人站出来不仅是为了发表观点，还要相互抱团，通过规则结成组织。换句话，民主不是为了一个人表现自己，而是为了使每个有文明信念团结成一股胜过专制的力量。中共建政经营近70年，把一个党发展成一个资源极其庞大的专制权力系统组织；这使实现中国的民主和法治比在其他国家更艰难。如果民主人士和老百姓不懂民主要义，还愚蠢地用民主来分裂自己，使自己无法组成真正的反对党，那么，这样的民主运动结局是人人都可以想到的。

第五， 该想想自己怎么办了，作为运动的领袖人物不能总是沉浸在谴责对手的义愤中。笔者无意非议谴责的必要性，但把谴责专制和发展自己民主组织结合起来，才会更有实效。

现在不是一个民主政党都没有，但事实是所有已经建立的民主政党在组织上能力都相当差。因此要再组新党，就要在新的实际活动中再找有策划成效的新领导人，并吸引人才。不是会分裂的“人才”，而是能团结和做实际事情的人才。有政治战略和策略头脑，知政策进退和理解现代经济的领导人；懂市场经济和会做生意的；懂文明法律并能规划未来文明新规则的；有军队化国家意识和军旅、警察经历，有政府工作经验和理解民权社会规范的；会说老百姓语言，能把民主道理深入浅出地化为民众语言的人才，等等等等。





                                               三





危险的南柯梦



2015年，习近平忽然提出了一个更堂皇的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取代初他当政的“中国梦”。习近平的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听起来比“中国崛起”、“两个100年”.“小康社会”鲜亮了很多，但细细品味，其内涵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所谓“解放全人类”，把共产党专制制度推向全球。当我们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对法西斯罪行的美丽粉饰进行对照，其词藻与行为的相左更使人们感到不寒而栗。试看：

2015年9月28日，他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说：“联合国迎来又一个10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让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问问台湾人民信吗。中共环岛飞行的战机践行着另类原则。

2016年9月3日，他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说：“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问问南海诸国看到了什么？藐视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南海的仲裁过程和无视判决的霸横，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记忆如新。

2016年11月21日，他在秘鲁国会演讲说，“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在另一个场合，习近平在内部反复强调中美“大国外交”决定论，大国交易论。国内宣传中更弥漫着反美情绪；中共军方制作的《较量无声》也透露着“中美终有一战”。

2017年1月17日，习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说，“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而就在同时，太平洋沿岸11国却以TPP表明了对中共的不信任；欧美更以不承认中国的WTO地位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他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共赢共享”是什么意思？从德国商会对中共在外企中设立党组织表示“撤资”的强烈反弹，及美欧方面迫于互联网信息被中共官方骇客盗窃和中共强行逼迫外企公开重要技术的抗议，可知习近平的言辞多么虚伪。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真是这样的吗？谁不知道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个警察化国家，各种高维稳方式逆30多年之最，30多岁的一代人根本没见过的红色恐怖再次复现。习近平敢开放新疆和西藏自由采访吗？他不敢。“开放包容、普遍安全、持久和平”根本不存在，看看习近平统治下的访民和访民的命运，被驱逐的低端人口；被关押了1000日而不让律师会见，家人都不知其死活的709律师王全璋，和被死于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被管制的夫人刘霞。

2018年1月22日，他在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贺信中写道，“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理相距虽然遥远，但同属发展中国家，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和人民幸福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梦想。中国人民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各国人民携手并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解读一下这段话的背景，习近平上台后发展与古巴、委内瑞拉、伊朗、越南的关系一再失败，于是，转而由发展专制国家联盟变为组织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尝试发展新国际共产党联盟。在会议再次失败后，习近平又把与普京的关系作为发展重点。谁的制度独裁专制，谁就是习近平的盟友。

不用再一一举例了。习近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梦，潜台词就是在全球建立一个专制封建型的“共产主义”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内涵已经由正在中国实行的“专制党红色恐怖领导模式”所展现。即主席（元首）个人独裁，皇党专制，警察土匪化；司法政党化，信息和网络封锁，不允许言论自由；军队政党化宗族化派系化；财政官僚化和权贵化；经济国企制和垄断化，加上无限期的元首制……。这与希特勒的法西斯梦如出一辙。





美国精英与中国民主运动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民主化进程也与世界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不管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还是反法西斯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六四运动，以及现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等等，都显示世界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来历，朝鲜战争，反文明的文革运动，也以国际上反文明的力量折射着世界的恶影响。今天的中国民主化与反民主依然如此。

反过来看，今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之大也决定了其政治进步和退步比之过去对世界的影响都更显著更直接。这种影响力甚至到了决定世界稳定和文明发展可能被严重损害的程度。如果中国在体制上实现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原则和公法民主，那些还在实行专制的国家就会有灭顶之灾的恐惧，各国人民摆脱封建专制独裁的追求就会受到激励，所有类似北朝鲜的假民主、假人民、假共和都将末日来临。反之，中共专制就给世界专制国家的专制势力提供了精神和物资支持，世界文明与反文明将处于持续对峙局面。如果中共实行非希特勒的法西斯世界主义政策，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可能成为现实灾难。因此，中国民主化的成功和进度就对世界局势和文明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笔者相信，对此无论中国民主精英还是美欧精英都一清二楚。那么，照理说美欧精英应该积极、明确而实在地支持中国的流亡民主运动才是，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不尽然。

虽然，人们不时看到美欧主要国家会形式化地关心个别被迫害者（尽管这种关心个别被迫害者是必要的），但更大量的现实是，美欧精英们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政府采取着传统的绥靖主义政策。其对中共官方热络的经贸和政治交往与对流亡在西方国家的中国民主组织的冷处理政策，简直形成一种对照。国家贸易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需要，也是市场化国家不可避免的规律性行为。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进行市场贸易，与市场庞大的中国做生意本就是题中之意，无可厚非。也许正是这种国家行为造就了一批经济至上的精英，或者，也是由这批经济至上主义精英推动着市场化国家的政治绥靖主义。曾经，他们只看自己的钱袋，只算本国本公司的获利，完全不在乎贸易对象国家的政治性质，不在乎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动者如何以其悲摧的劳动为本国统治阶层和为民主国家的商业精英们提供服务。现在这样无视人权的绥靖主义已经很少了，但是，是否还有另一种更自私更愚蠢的绥靖主义呢？

老牌市场国家中，少数自以为特别精明的精英依然保持着一种自以为更聪明的绥靖主义传统，即以支持竞争国领导人的愚昧来实现自己优势。换句话，他们很懂以支持竞争对手国家中那些自闭、自大、愚蠢而自以为是的权力领导人，作为维护自己取胜的最佳条件。有这样一个实例，一个发达国家A在另一发达国家B设有一个人才招聘处，专门负责招收B国的一流人才。A国有一种逻辑，认为不管自己需不需要，对方的人才都是对自己的经济威胁。与其把人才留给对方，不如出高薪把人才招到自己旗下。招这个人可能一个月要出一万月薪，而且，可能一时没有成果。但留给对方，如果出一点成果，自己的损失就可能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为代价。根据这样的逻辑，现在中共主要领导层的低下能力，落后体制对绥靖主义者就是最有利的。所以，美欧绥靖主义精英们可以同情中国民主运动，但他们不会协助中国民主精英实现国家民主体制。可是，让这些绥靖主义精英们没想到的是，本来以为对庸碌的江、胡、习实行绥靖政策，支持他们的低能，维持他们的落后制度，可以使自己长期处在优势地位；但却没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快，以至绥靖主义大佬们感觉自己算错了帐。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这样的绥靖主义再持续下去，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一旦野心勃勃的中共以中国的人口和GDP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死5000万无辜者的性命发动“世界革命”，或换美欧的领地和领土，那就是新的世界大战。对自以为“后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后法西斯主义”的中共，任何绥靖主义都是玩火游戏，不是精明，是真正的愚蠢。

里根总统的战略成功说明，改变一个专制而野心勃勃的极权体制，比狭隘的绥靖主义要高明很多倍。面对一个潜藏祸心的中共极权权贵小集团，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中国民主精英，推进中国反专制政党发展，帮助中国民主势力实现中国民主和法制化，使中国能够步入民主和法制国家系列。积极地推动中国民主化法制化，改变中共的斯大林、希特勒式统治是对美欧精英们和世界前途唯一可做的选择。也许民主化后的中国确实会发生经济天翻地覆的发展，会超过一些传统发达国家，但那是在人类和平与安全保障前提下，按市场规则运作的经济局面。这个世界会因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发生整个格局的变化，不是恶化，而是更安全，更人性，更自由，生活更富裕。这对美欧国家和世界都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