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忠：经济自由主义、中美贸易争端与政治转型

（参与2018年6月17日讯）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观点一直强调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为了要瓜分中国，占领中国的领土。在这前一年，1839年，英国辉格党人德拉姆出任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总督，就提出主张给以加拿大实质性的自治。其实还在这之前，英国改革派辉格党人就普遍主张，为了与一个地区进行贸易而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是没有必要的，主张经济和政治分离，商业与权力分离。这个时候的殖民主义已经开始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



帝国主义大概出现在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思想家米塞斯对现代帝国主义与专制君主主义的扩张做了区别。米塞斯认为，专制君主制度下的扩张是基于君主、贵族、士兵为了满足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财富的要求，而现代帝国主义并不注重土地的吞并和财富的直接掠夺，而是致力于为出口商品开辟受保护的销售市场。



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就认为西方国家不足患，“泰西各国，专务商业，咸愿和平。”当时的俄国则不一样，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在北方不断侵夺中国的土地。所以康有为认为，中国通过维新变法强大以后，应当联合英、德、美等国以抗强俄。



在理解了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对外扩张的本质之后，再考察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也可以摈弃一些基于错误的认识而产生的不必要的幻想和期待。



美国一直以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自居，但是美国，当然也包括所有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通过更广阔区域的资源、市场、技术等的自由贸易以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因此，独裁国家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只要对其本国和盟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美国没有动力去推行民主。美国和现在的沙特，曾经的伊拉克、韩国、台湾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地区）都保持过很友好的外交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对美国构成安全上的威胁，而且还是市场开放的国家。



美国自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一直对中国保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就是那年爆发了那个事件，美国迫于舆论的压力做出了一些反应，但是很快就主动与中国政府示好。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本身并不在乎中国的政治是不是民主的，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是不是开放的，贸易是不是自由的。诚然，市场的开放，经济的自由化有可能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为因果关系。但是问题的本质必须清楚，如果说美国可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那只能是美国要求中国经济自由化和开放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美国过去对中国保持接触就是希望中国可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由化和市场的开放。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全球市场，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西方国家逐渐发现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不是以经济的逐步自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为基础的，而是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这对西方的自由企业制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西方的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竞争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准入制度上的限制、不公平的竞争、被迫以技术换市场等等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



美国过去主要关注的是巨额的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等表面上的问题。现在，美国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自由企业制度的威胁这样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才是这次中美贸易冲突严峻、复杂和难以解决的原因。从中国政府的应对看，似乎还是抱着过去的思维，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对美国的进口，缩小贸易逆差就可以解决冲突。而从美国这次提出的要求看，显然已经认识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实行的非市场化的经济制度。



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有暂时的缓和，但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并且会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中国在经济制度层面上的改变可能导致体制失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引起中国政治的不稳定，这攸关这个政权的核心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很难做出让步，可以说这次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是两国经济制度的不同而产生的根本性冲突，不可能得到解决。



退一步而言，就是美国只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逆差，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就很深远，美元储备的大幅减少就可能导致中国金融方面的危机。况且，美国既然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自由企业制度构成的威胁，美国就很难再回到过去，只是把问题停留在减少贸易逆差这类冲突上。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场冲突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确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威胁到政权的安危。



中国不同于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都是石油产出国，可以依赖石油出口大致维持国家的经济不至于陷入困境，在欧美国家的制裁下还能保持政治的相对稳定。朝鲜政权在遭到长期封锁还能存在下来，完全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中国的长期输血。委内瑞拉是产油国，但是委内瑞拉的危机有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过去高福利的过度透支，生活用品的过于依赖进口等等，否则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国家会陷入这样的一场危机之中。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高度依赖全球的资源、市场、资金和技术，只要外部环境恶化，对中国造成的打击可能就是致命的。



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苏联一样陷入不可挽回的危机，保持了政治的长期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实行了经济的自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接下去的中美贸易冲突必然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要么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参与公平的贸易竞争，要么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排斥。而要实现公平的贸易竞争就要改变国家的经济制度，放弃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这可能会导致国内积聚已久的各种矛盾的爆发。



十九世纪，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与中国通商，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要求中国经济自由化和市场的开放，在对等的，公平的规则下参与国际贸易，这两者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内在的要求。那么中国会不会因此开启再一次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启转型，我们拭目以待，不管如何，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总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2018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