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生：血亲复仇的背后——与于建嵘商榷

（参与网2018年2月21日讯）张扣扣新年血亲复仇。大年三十正是万家团圆之时，有一个穷小子忍辱负重，在外苦练本领二十余年，终于在这一天回到故乡，先是为母亲上坟，接着提刀来到杀母恶霸一家，手起刀落，血溅当场，三人已命落黄泉，然后扬长而去。这张扣扣非杀红眼之人，心中自有拿捏，未曾伤害无辜家小，旋即又投案自首也。民间一片欢呼，真英雄也！

民间说书人是一种叙事方法。当庙堂之上失礼，法治尽失，民间自会有民间的判断。我们受的什么教育呢？水浒传的教育。张扣扣与鲁智深，张扣扣与武松，张扣扣与李逵，你总能在这些人物身上找到对应。我们会去批判李逵、鲁智深、武松们滥杀么？他们在屏幕上被当作英雄。我们的教育是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杀地主恶霸，我们会认为那是革命。如今张扣扣给我们的反思是什么呢？张扣扣错在哪里？还有哪些人应该承担责任？

有公知又站出来说怎么能为杀人者赞誉。那些为帝王赞誉的是谁呢？他们不是杀人犯？替天行道，杀掉的人流血漂杵，得了天下，我们称赞这是文治武功。这为母亲血仇我们就认为是破坏王法？有一个理由，冤冤相报何时了。今日张扣扣血刃仇人，明天是不是仇人的子女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寻求正义？是的。我们应该走出血亲复仇。血亲复仇还是很野蛮原始的方式。我们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设身处地地为张扣扣想呢？他还有什么方式来寻求正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自己面前被打死，而凶手并没按应有的正义被处罚。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百善孝为先的文化。我们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母之仇难道就能轻易放过？新年正是按习俗，万家团圆，父母子女共享天伦之时。这个时候张扣扣心中又郁积了多少仇恨跟耻辱呢？老实人、弱者受欺，难享人伦；好勇斗狠、杀人者可以享富贵荣华？张扣扣在这样文化成长起来的人该如何选择呢？怂了，认命，屈辱一生，结婚生子，酗酒赌博打老婆。张扣扣选择的是当兵，未婚，复仇……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法律正义缺失，可以选择告御状上访。一个国家社会在法律层面没办法给人正义，民间自有说书人——《水浒传》里有绿林好汉们快意恩仇的正义。法律本不该违背民意。这是法国大革命广场政治的延续。我们的法律本来就应该体现的是公意。民心不可违。这是我们的教育。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这就会造成中国法治的一个困境。我们是听民意滔滔，还是按法律条文？按民意，张扣扣会得到同情，甚至民意的赦免；按法律条文，张扣扣即便有他的理由，也不能越过杀人偿命。这种困境的造成应该怪谁呢？我们又怎么看党与法律的关系呢？党超越法律还是在法律之下？共产党代表人民在法律之上，那么共产党就可以听取民意赦免张扣扣。

有些两头吃的公知只知道要民间理性，可他们并不去反思张扣扣血亲复仇背后带来的困境。还有多少人应该认错认罪为这社会的失序承担责任？从激情上讲，我看到张扣扣的血亲复仇，内心有快意。从理性来讲，这样的血亲复仇不应该被提倡。“水浒”的世界毕竟不是文明的方向。他们听得懂理性的声音吗？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或许只能听得懂刀剑和刀剑的声音。

张扣扣带来的困境，应该让为政者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如何处理党与法的关系。如果党可以超越法律，人民也可以。如果党和人民以及法律是一致的，那么就不会有民意为杀人者赞誉了。天下有罪，罪在朕宫。一个社会出现问题首先应该反思罪责的是执政者，是社会上有话语权的公知学者们！让民间理性，我们的文化教育却是《水浒传》《三国演义》“造反有理”，“一切向钱看”以及一些宫廷剧。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公民权利被侵犯，求告无门，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人。这如何让人回归理性，相信法律呢？世人只叹自己懦弱失去了血性，不能作杨佳张扣扣等人，苟且忍辱而已。民间对血亲复仇的赞誉，如果当政者、公知学者们不能看到背后这些深层的心理，一味指责民间不理性，只能说其良心何在哉？

法律正义的缺失，我们暂且这样认为。全面依法治国，不是一句口号，更应该通过张扣扣事件让我们警醒反思如何处理法律与党和人民的关系。我们不能再堕入“水浒”的丛林世界了。如果法律的正义没了，当然自然的正义也是正义，总比屈辱着一生为奴为牲口要好。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再远一点，我们或许能看见在法律的正义和自然的正义之外还有上帝的正义。

无神论不相信头上三尺之天有神明，那上帝的正义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走不出朝代周期循环的原因了。我们只能在法律的正义与自然的正义里选择。这就造成了每个朝代后期在社会公平正义失去后，人民寻求自然正义，然后揭竿而起。我相信还有上帝。祂是最后的审判官。“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可以忍耐今生，看那些所谓的恶人享富贵享长寿，可他们终究逃不过地狱的永死永刑。

如果没有超越的正义，没有神，那么法律给不了正义，我们就走入“水浒”的丛林里快意恩仇吧。张扣扣以后还会有谁去不断重复说书呢？愿人们能看见耶稣基督，祂已经在十字架上废除了冤仇。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必再冤冤相报了。

2018年2月21日于长沙

于建嵘：对为复仇杀人喝彩的忧虑

大年三十的一起“复仇杀人”案，给节日的中国蒙上了阴影，却也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阵狂欢。许多人将杀人者称之为好汉、崇之为英雄。这让我感到忧虑。（来源：新浪微博）

为复仇杀人案喝彩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国家司法不能给你公平公正，你就应该血刃仇家，用暴力了结恩怨。

应该说，这种逻辑有很传统的伦理基础。问题在于，其一，谁来评判和如何评判“公平公正”？每一个当事人，都可以从自己有利的角度来看侍某一纠纷，都会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证据。这才需要一个超越争议双方的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但是否接受司法机关的裁判，则又成了一个问题。这与司法机关的权威有关，也与当事人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理解有关。就本案来说，许多为复仇者喝彩的人就认为，被杀者很有权势，20多年前杀人母亲而没有被判死刑，一定是司法机关枉法有失公平。对于杀母案的具体案情，有关部门还没有公告天下，我们不得而知。但杀母者父母也是当地的农民，其兄仅是一个乡镇工作人员，应该是属实的。最关键是，杀母者犯罪时未满十八岁，根据法律规定不适应死刑。当然，这不符合“杀人偿命”这一传统“法则”，但又是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

其二，复仇如何终结？20多年前，母亲被杀，今天复仇者杀三人复仇，成了“好汉”。那么，被复仇的后人又将如何？按照同样的逻辑和伦理，是不是也应该手刃仇人及仇人的血亲？不然就不是英雄好汉。如此这般，这个社会也就重回了丛林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相去甚远。这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在这种意义上，为此类复仇行为喝彩，实际上是在与现代文明为敌。

在我看来，为复仇者喝彩这类因个别极端事件表现出来的社会舆情，反映了“变狠”的社会心态。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个体暴力事件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其背后深层次的心理背景大体是一样的。表面上看，个体暴力反抗的极端行为是因为一次具体的矛盾冲突引发的，但是实际上，导致这种极端行为的心态是日积月累造成的，是多年来压抑的怨愤得不到有效的纾解而逐渐产生的。

这种极端化的心态日益将整个社会割裂为强者与弱者对立的两极，并心理预设强者一定是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的，而弱者一定是饱受摧残求告无门的，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仇官、仇富”。这种在内心深处潜藏着对整个社会的仇恨情绪，认为自己一直是社会中的弱者的认识，往往使暴力者获得所谓的心理上的快感。

毫无疑问，社会心态的暴力化，与法治的缺失密切相关。没有法律作为稳定的社会行为规则，人们的行为就缺乏长远稳定的预期。这其中最可怕的是公权力的非法暴力。我曾多次说，政府强拆或偷拆民众的合法住房，城管街头暴力执法，政法机关执法犯法，要对各种黑社会势力在基层的沉渣泛起承担一定的责任。基本的权利既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富可敌国也不能保证明天就不会被洗劫一空。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无论是占有很多资源的强势群体还是一贫如洗的社会弱势群体，在面对社会规则的不确定性时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为了克服这种恐惧，让自己的未来更具确定性，很多人拼命追求权力和财富，力争成为制定规则、利用规则的强者；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则只能陷入悲观失望的心理，无法克服恐惧的绝望者则会成为潜在的社会的破坏者。而对待恐惧的这两种方式，又会造成强者掠夺弱者、弱者用暴力反抗强者，两者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暴力化和无序化。中国人变狠，也成为必然。

2018年2月21日星期三，Zhang：张扣扣错在哪里？

没有法治，诉诸“原始正义”私自报复，当然可认为自有道理。不过，要问“张扣扣错在哪里？”真有任何正义感者，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那就是他的过度报复，已不能算任何“正义”了。

对于“原始正义”，古今中外都有个基本标准——“公平报复”，西方的说法也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杀人（者）偿命”或“一命抵一命”，否则就只是报复而无正义可言了。因此，对张扣扣杀三命抵一命——多杀人家父兄两人，硬要说成是“未曾伤害无辜家小”，显然有违事实，为明显硬伤。

拿张扣扣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等人物相比更扯不上。水浒传中鲁智深是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并非报私仇而多杀无辜。至于武松为其兄被害报私仇而多杀人，也没有报复过度到伤及害人者的父兄亲属，仍在“原始正义”的范围内；他帮施恩打架后遭陷害杀人，后人当然多有批判他滥杀无辜——包括家小甚至使女。鲁迅更批判过“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再看于建嵘的相关评论，倒感觉基本度言之成理，至少没有发现任何硬伤。

首先是被杀的老大与旧时杀母没有任何联系吧？因此说“未曾伤害无辜家小”为明显事实硬伤。


其次，水浒好汉被歌颂的一向是在其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替天行道”方面，至少也是报知遇之恩而为他人出头的义气，并非只为自己报私仇，因此两种行为及其过当，自古都有高下之分，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无论何种过当都应否定，于建嵘文的否定就此没有任何问题，反倒是“我们会去批判李逵、鲁智深、武松们滥杀么？”的类比反问有点怪怪的，因为根据现代正义观的批判这类滥杀早已是文明潮流，不但势所必然，而且理所当然，不应存在疑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