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中国民主化“退守台湾”

（参与网2017年10月29日讯）有“两头真”这东西吗？这个顶多是韦伯说的意图伦理的产物，而没有责任伦理的担负。“两头真”们当年背叛民国加入黄俄，如今让中共改变变好，当做两头真，都是意图决定正确。正如很长长达上百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元朝和清朝，要知识分子不入世，以出世守道过于残酷，然而出世只能如冯道汪精卫，做汉奸，最后守住国土社会，沦陷注定不能变为盛世。把沦陷转换为盛世，异族统治中国化，一旦遭遇长期对内法西斯主义的结果爆发，知识分子就会遭遇底层民众的清算。就像主流经济学家一旦民主化，不从断头台上或者边上走过一回，很难。

在当下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路径断绝，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构成绝对障碍，而不在于宪政技术的难度系数或者公民素质。宪政技术的实施，例如普选，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公民素质的高低，推动不了障碍大山。就像被老板盘剥得厉害，怪罪劳工不努力或者技术学习钻研不努力，是没用的。障碍大山之不可克服，再加上必须克服的强烈渴望，客观条件与主观意志之间近乎南辕北辙的冲突，造成人们只会认为自己“劳动”不努力和“钻研学习”不刻苦，于是乎“劳动”成为佛里西斯把石头推上山顶又滚下来的“无用功”，“钻研学习”没有用武之地。只有认识到“改革已死”，客观政治转型之绝对封锁，才能跳出“老板生病劳工吃药”的沦陷困境。既然这个“老板”没戏，或者无药可救，何不换一个“老板”，由推动中共体制变革改为推动“民国当归”。民国是前老板，而且已经变好的了。

民国宪政已经是现成的，而且在大陆也曾经有过比较完善的基础。民国当归就像一个傻瓜型摄像机，咔嚓一下，“人人都是摄影家”，没有技术障碍和艺术素质要求。政治改革之绝对封锁，并不是言论舆论所能推动改变的，因此就像河水在河道里遭遇巨山的阻碍，就会改道，形成漩涡，形成各种水文乱像。中国大陆的各种人心秩序乱像，以儒家宪政主义和敌基督邪教为例子，就是因为没法前行进步。没法前行了，于是有的回头看，有的四处病重乱投医。既然没法前行，河流改道就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何谓民间立场，在零八宪章之前，“两头真”和“人道主义”或“人性高于党性”是民间立场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主要主导部分。但在零八宪章与09上书分化之后，“两头真”早就被排除在民间立场，民间立场是以民间社会为主体的立场，致力于关系重建，不邀请中共进来。冬眠熊李伟东和欧阳劲有一次方庄聚会，谈对政局的进步变化程度打分。我的意见是我没试卷给共党做，什么分都不打，时机成熟，就请他们吃花生米坐监狱。这里强行不顾现实抹掉中共的统治性地位，预设一个没有中共的政治方案，只要有共党统治的一天，就是说了也白说，还不如不说。

民间立场在大陆的形成，确实离不开过去的批判体制，但批判体制已经毫无作用，甚至成为中共腾笼换鸟奠基新统治基础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公知的吸纳，对网络新兴人士的吸纳。因此，民间立场致力于自我批判，对批判的批判，力求主体性和加速度，它本身以行动为中心，当然也包括以八十年代以来以话语作为行动的自我反思。八九之后非常多的，以改革为旗帜的社会重建工作，例如业主小区选举，它不是一种批判，而是一种行动，也就是从批判体制为中心走向行动。批判体制就像在厕所里面嗡嗡嗡的蚊子，在厕所里呆长了自己也是臭蚊子，也有毒。对批判体制进行反思或者自我批判，就从批判走向行动，走向社会重建，走向民间立场的主体性，走向关系重建。

八九后共党是站在悬崖之外木板的一头，这一头，是站在反对批判共党的人。只要反对批判共党的人跑开，共党就从悬崖掉下去。应该说反对批判共党的，救了共党，站在共党对面压住木板，让它没掉下去。因为八九后，党民之间敌我矛盾现，在深渊上空悬着。至少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是批判反对共党的人，通过攻击共党，从而显示共党还是统治的恐怖性地位，从而维护共党的统治。

作为八九的参与者，范曾的转变，是有病例意义的。左右之争早在十年前我们就努力摆脱的，我们那时候频频乌有之乡做嘉宾。蔡崇国说，这时候是海德格尔与托马斯。曼，与雅斯培尔斯的分野。大概意思说法西斯超越左右时期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左右猿声啼不住。孤帆远影改革尽，唯见革命天际来。

有质量的叛徒，总是有质量的革命同志变过去的，而且纷纷变过去。

如果坚持右派立场，迟早变为范曾。自由右派与范曾的嬗变，就在一念之间。就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自由主义右派大规模变为法西斯主义者，拥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98年新左派崛起与自由右派，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提出自由派的法西斯主义嬗变问题，当时自由派代表人物徐友渔老师反驳之，回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精神，例如洛克学说。自由派，尤其是共党体制下形成的自由右派，拥戴法西斯主义是很自然的，于是为了拯救自由派，我觉得和做了很多切割手术，例如区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区分党内民主派和党外民间，用维权扩大自由右派地盘，用民国派让自由右派反共更彻底更没有狼奶。只要与党的关系没有割掉蛋蛋，政治形式一紧张一崩溃危机，党内民主派立即变为保皇派保党派。晚清遭遇革命，就这样。王岐山刘亚洲何曾不是党内民主派，一上位遭遇革命危机，就是宗社党。

有个段子说，森林来了一把斧子，树木们非常高兴，说看看，它的柄是木头做的，是我们同类呀。于是树木纷纷倒在同类的手下。

王尔德说，即使生活在阴沟里，也能仰望星空。问题是仰望星空久了，不觉得自己生活在阴沟里，而是在星空下接近星空的地方。

这一些讲真话的，可能是阴险的。例如说他过去干了坏事，好吧，现在悔改，那就忏悔吧。我们要的是他们忏悔。可是他不是在忏悔他们和他们一起作恶的恶行，而是拿来教育我们，觉得我们也会那样作恶，罪人变为导师。这个叫做启蒙的生意，不过他们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变为启蒙我们的，他是给我们当导师的。我见过这几年太子党例如宋彬彬陈小鲁忏悔的，道个歉立马说了一大通，年轻人不能激进，不能文革，不能乱来。

林毅夫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他们不公平，因为中国经济有奇迹，所以他们应该被文明主流承认，而且成为多元价值中的主流一元之一。就像南方周末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接轨，不再是党媒，可以收购美国新闻周刊一样。所谓的讲真话，不外乎是给猴子穿上西装，好像已经是人，是贵族一样。自我为义。大陆法学界很多年来制定民法典，把自己说的像拿破仑一样，德国一样。问题是你就是猴子，有什么资格制定人的民法典。改革开放假装有普世价值，让猴子可以自我为义，以为成了人成了贵族。余世存称他们为类人猿。

拿郭文贵的例子来说，批判共党早已成为中共执政手段。批判共党，已经不足以划分敌我，像文贵批判得很厉害，还是党的人，帮助了加强集权。

这个叫新常态。齐泽克有篇论中国雾霾的文章，说在雾霾的例外状态来临中，一样可以规制出有序的生活。就像89后共党的执政追求不是永久性，而是三五年，再来一个三五年，再来一个三五年。总之追求短期执政，然后不断连续成长期。而习上台后，又恢复了长久永久的“执政梦”。

王岐山等让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不让改革发生，以免引发革命。阻挡革命的，即使是批评共党，是新常态的，就像高压锅放点汽不爆炸，放点汽就是新常态，就是执政手段。批判共党的，已经是共党的执政基础。这是新常态时期的特殊现象。

恐惧革命和没法革命的，用非革命手段替代作为政治参与的小资产阶级，给予适当的言论出口，就紧紧得困在共党的沉船上，构成新常态下共党执政基础。孤独求助说：让人爱你恨你又离不开你，共党的生存之道。
民运阵营确实没做好，这是事实。但民运阵营除了露出水面的外，还是有大量的冰山在水下。只要扬弃过去的格局就行，例如我的民国就有乾坤大挪移之功效。

暴力革命再也没有意义再生产的功能，这是个事实。也就是没法诞生新秩序，马克思说是新秩序的产婆，这个不成立了。不暗杀，一个是确实没法暗杀，一个是暗杀没用。所以当下来谈这个的是口炮党无疑。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你那么早微博被关了，你靠什么发言。我说还发言，说话没用。我后面想的是武器的批判。当然没法有武器的批判时，找最贴近的替代品，例如当下替代武器的民国立场。哪里还有更上一层？民国立场最少十年之内，还是最先锋的批判的武器。更上一层楼那非政治或者反政治，反而没什么意思了。堕落入宗教，就扯了。就上了半空，不脚踩大地了。

从话语批判共党体制中超越到宗教信仰中，就完全变为个体主义的立场，混着宗教与政治，虽然人数众多，但还是一袋一袋的土豆，看起来像一种超越的进步，其实是退步，面对法西斯化的进逼。以公共性的退步，作为进步，以退为进。我觉得还是要脚踩大地，踩不到大陆，就踩台湾。这也是一种以退为进，一种腾挪的妙手。而且也满足从大陆的中国民主化的格局超越出去，退出去的渴望。你是退一步成了空中人。其实可以退守台湾。与老蒋同轨迹。

大陆人支持台独的，是假装台湾人，大陆人支持民国的，是假装还是民国人。这么假装有强大的社会基础，那么说明大陆已经再次民国化了。而且是坚守大陆在大陆假装，这个说明红色的下面，已经很大程度青天白日了。因为法西斯化的进逼，民间的政治心灵被迫“随老蒋退守台湾”，从“中国民主化格局”中移位，易位。法西斯化迫使原来中国民主化格局中所攫取的人，要么陷入宗教或者准宗教情绪，要么再次民国化。身体在大陆，心灵在台湾，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国民主化转型与老蒋一样“退守台湾”，因为在大陆节节溃败。

有内幕消息说，共党也不讲新旧中国，前后只有一个中国了。那么就会在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民国上独木桥相逢，没有回旋余地。总有一个要掉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