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后刘晓波时间
（参与网2017年7月29日讯）有八九六四作为行动，有和平奖作为背书，刘晓波的，远不是知识分子身份抗争那么简单。其他人不好说，八九中和八九后，他始终身体“在场”，在场于广场。
他的血为零八宪章所流，最后与六四死难者的血流到一处，献祭给六四英魂。二十八年后，老师和学生们汇聚一处，每一个血珠与每一个血珠热泪盈眶地拥抱交汇。六四是改革之死，他魂归六四英魂群体，是二十八年后再次确认。
零八宪章后不久，我写了一篇《苏东的后改革转型》，其中谈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东欧转型的分水关，之前改革，之后改革已死。而八九六四明明是个改革之死，却没有明朗起来，“改革已死”与六四英魂之血淡漠而去，六四没有成为民主转型的分水关，因此民主转型在二十八之年后，才知道从八九一开始，更可能是文革结束改革之初已经注定胎死腹中。
二十八年哦。共党成立到取得政权也不过二十八年。居然一个六四即“改革之死”的“布拉格之春”式观念就树立不起来。相比较东欧，中国民主转型的实现路径，过于敌基督化，过于权力崇拜，过于无主体性而投射，因此跨不过“布拉格之春”分水关。我有个初中同学骂尽当前不平现象，我问他怎么办时，他说只能相信习，除了相信习还能相信谁，你们又没改变的力量。批判共党不满共党是共识，但“怎么办”层面，却有着极大差异南辕北辙的“分水岭”。我早已不相信对共党的批判，早已不相信批判共党的人就是同道。“改革已死”观念有着基督教的自我批判力量，它对民间抗争和转型渴望的实现路径之中共体制偶像崇拜，权力崇拜，进行清醒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紧紧盯住“怎么样”问题。
改革已死，现在问题不大了。只是要说服八九一代民国当归，不知道还需要多大的力气。2015年魏京生为首的海外民主联席会议，提出口号：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海外遂有改革已死之后的两大分支：革命当立和民国当归。只是绝望之后的革命当立，恐怕陷入口炮的境地。
下一个时代还是维权运动。之前打着推动改良的旗帜，往后打着推动革命的旗帜。同一种维权运动，两种消费方向。这一些我都在2006年说好了，算好了。往革命靠拢的维权，是带着革命怒火而没法革命的维权，把维权当做放大做革命。
刘晓波于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前夜离去。08年他入狱以来，我一直有个念头，刘晓波不离开大陆，而在牢里，那里就是巴士底狱。然后民众攻打巴士底狱，把刘晓波如英雄般迎接出来。虽然锦州距离北京有一些距离，我常常会设想如此。还有我移情地想，刘晓波也会这么想。“我没有敌人”争议极大极大。我的积极看法是，等刘晓波到了七八十岁，德高望重，加上和平奖得主的地位，“我没有敌人”就会发挥其正面的极大作用。就像一个极老的牧师，赶到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军营，以爱的名义要求华盛顿宽容特赦一个罪犯。即使在滔天怨海中，爱的特赦也是必要的。没想到他这么早就魂归道山。刘有不断升格自己的意图。把自己圣化。只是来的太早或者处境不对。熬到老，可能可以。得鱼忘筌，至于他的那一些主义思考，就变得可以忽略其瑕疵。
吴强说，继承，反思和阐释晓波是纪念的最好方式，而不是虚无主义的表面纪念实际抛弃背叛。我补充说，甚至与之辩论。
因为他所领导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因为一个副会长，一个秘书长的白宫门事件而内部撕裂，他自己认为自己从事精神事务的能力远远大于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能力，放弃对民主化后从政的追求，对张祖桦说，若民主化后张祖桦竞选，他帮助张祖桦。这种格局，是权威与权力，精神与政治二分的，权威地位尊崇于权力，精神事务尊崇于政治事务，就像基督教信仰高于世俗政治一样。在其后的牢内八年乃至死亡逼近时，他对古代士大夫从政以自我实现这一点，已经超越得很远。
当时我看08宪章不大顺眼的一个原因是，居然没有民生诉求。胡石根也没签08宪章。那次我们在方庄谈话，他的理由大概也是说没有底层关怀。胡石根坦诚自己右中有“左”，兼有左右，超越左右。08宪章顶多是民间右翼，或者极右翼的较大共识，不是比较整体的共识。记得当时《华尔街日报》找了一个签署者，上海的波斯小昭来描述，说是中产阶级的宣言云云。当然还有很多不大喜欢的地方，例如文字。要是没有张祖桦，我大概是不会签署的。
自己约的炮，含泪也要打完。既然已经签署了，那么就要去成全之，补救之。我之后提出零八宪章运动，以运动的方式弥补其不足，补充之，写了近十篇文章，反应者寥寥无几。
记得那次福建电视台林强到北京，在翠微路附近，我喊了吕邦列。然后说祖桦就在附近，我们去让他请客。在他家街对面的三苏酒楼，祖桦拿出三张纸给我看，我一看零八宪章，心头一跳，知道要出事，准备拒绝，但是祖桦说，已经有两三百人签名了。我心里沉吟了一下，想总不能两三百全抓吧，说既然两三百人签了，我就签吧。我签在后面，不能在前面。祖桦说，把你排在最后面。我说好。吃完饭走出来，我想了想，不能放在最后面，太显眼，要放在中间偏后不显眼的地方。祖桦把我放在278大概吧。之后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害得2008年10月9号丰台国宝为零八宪章来找我的时候，说你最近干了一件大事，你想想。我摸不到脑袋大半天。
抓一个刘晓波，数万签署人等于零。中产阶级的运动，就是这样的，在一颗子弹之前，千军万马都倒下投降，因为每一个都不愿意承受风险。想起了过去日本占领县城，一个日本兵能统治一个县城的事。数万签署人，就相当于一个老人死的时候，对他儿子说，我最好的资产留给你，五百妞。儿子一听很高兴。他老爹说，记住了QQ和密码写在这里。
基督新纪元之后，耶稣上十字架到复活之前的时期里，总是处在过去与未来的缝隙里，在阿伦特所说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过去的尚未完全烟消云散，未来的尚未成型不靠谱，因此过去的，没法过去，未来的没法已来（耶稣中保了已来）。现在的时间，都是在过渡。八九六四改革已死，但革命无门，所以人们不得不“改革”，以求并不存在的“碎步前进”，首先要求的是革命，给出的是所谓的改革。过去的没法过去。在川普王登基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已经破产，但没有可行的对华政策，所以一个中国政策依旧延续。总在对过去的不满和怨恨中，被迫延续过去，因为未来尚不靠谱，没有办法放弃过去的做法，现实中渴望选择更好的选择，但没有或者尚未成型。新鲜的酒，落后的酒袋子。黑格尔之所以主张君主制，就是被迫采用旧的酒袋子。基督教会承受了一些异教的东西，也是如此。基督为王保证了异教被基督教化，而取得最后必定的胜利。
民间武器的落后，比人数之少，更令人绝望沮丧而远离。我相信远离抗争，对抗争爱且怨的人，要比抗争中人，要多的多。民间的武器，主要是话语批判，还有一些少得可怜的弱行动，如果从胜利的目标反过来审视，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以做出结论：很勇敢但没用。话语批判是落后的，令人沮丧绝望的民间武器，根本没法对应促成中共政治体制更换这一任务。也就是说，政改并不是话语批判能推动的，就像你想用口水喷倒铁幕。而且话语批判因为缺乏主体性，即使是推动政改，最后还是呼吁党进行政改，把主体性交给党，同样是拥护中共的领导，也就是说这里有着南辕北辙的吊诡。0102年我上网以来，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敢提政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有良知的事，高大上的事，可是到了改革已死提出后几年，谁提“政改”是很傻的，很无耻的，是贩卖虚假希望，是小骂大帮忙。作为话语武器，不管是宪章还是什么立场，很多人不签名，是觉得这种作战方式很无聊，很落后，挠痒痒的。之所以这种逃离的说法，不明显，大概是因为进行话语批判的人，被共党捕获打击。虽然08宪章获得很广大的影响（我觉得主要原因来自己当局的打压和刘晓波献祭以自由和生命，构成血祭），但它作为落后的批判武器，始终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的是胜利，抵达胜利目标，而不是道义巨人或者道义英雄，后者不能当饭吃。
涂全鑫说，以我有限的经历（从上大学到现在的十年），关注社会相关话题的朋友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他们冷漠，是这种迷惘和无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化解和应付的。
“那又能怎样”，这是问得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估计没几个人能够回答得清楚，即使不是清晰的方案，至少是能够走下去的“怎样”。
有人肯定会愤愤不平地反驳说，那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武器，没有的话，那就闭嘴。直接抵达胜利的武器，我找到的也是不被信任的，遥远的，但我至少拒绝了一个野蛮做法：要求人人持落后武器，以显示抵抗的立场。强迫别人参加进来，分把木棍就强迫别人冲到前面。新浪微博“来福”陈小龙，分析出三种，忍，反和走。我认为忍和走对于专制奔溃和民主转型的作用，比起反对，只大不小，而且会大很多，但不会写在功劳簿上。反对不见得有用，但保住了熊熊烈火，等到未来一日全部烧起。忍是一种不合作，软抵抗，少了群众基础，大规模大数据增加统治难度，走让专制少了群众基础，大规模增加经济崩溃的风险。其用心在自保，然而从结局来看，从结果来看，反而会结出善果，大概斯密的无形之手的另类应用。
刘晓波前妻陶丽说：晓波，你口口声声说和现在的世界格格不入，不合作，其实我才是最不合作的，我根本漠视这个世界。不去参与他，而你这么热情，恰恰证明你非常想拥抱这个眼前的世界”。陶丽说的挺好。陶丽的活法，给出这样一种价值重估：近代以来，没有刘晓波们这种人（批判的士大夫，国共两党及其反对异议者），只有社会生存，会更好。一种人是社会的，一种人是通过批判社会从而脱离社会的，后者往往是前者的灾难。看看余华小说《活着》，听听民国过来人讲讲，二十世纪的政治苦难，除了外来入侵外，是不是作为批判知识分子政党的国共两党造成的。纠其本源，还不是批判政治之血手的必然逻辑结果。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给的价值重估就是这样的。默然比批判更不合作。既然不能自动改变，也不能被推动改变，就另起炉灶，以默然之忠诚于社会，忠诚于生活，以预备和修直民国之路。批判就是错误之上的错误，自以为纠正，其实是错上加错。一个有毒之木上的啄木鸟。对于我们来说，让死人埋葬死人，这是新世代的态度。
反对中共合法性的危机问题，其结果是吊诡的。在八九六四之后，中共合法性已经在悬崖之外的高空中，深渊上，在跷跷板的外端，而对着中共对话，批判和改造中共的人们，紧紧地踩着跷跷板悬崖上的另一端，因此平衡了木板，深渊上的家伙没有掉下去。例如六四之后的老布什就这样子拯救了共党。好心办坏事。反对依赖于话语批判，就站在跷跷板的这一端。它同时摧毁和帮助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他的血为零八宪章所流，最后与六四死难者的血流到一处，献祭给六四英魂。二十八年后，老师和学生们汇聚一处，每一个血珠与每一个血珠热泪盈眶地拥抱交汇。六四是改革之死，他魂归六四英魂群体，是二十八年后再次确认。
零八宪章后不久，我写了一篇《苏东的后改革转型》，其中谈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东欧转型的分水关，之前改革，之后改革已死。而八九六四明明是个改革之死，却没有明朗起来，“改革已死”与六四英魂之血淡漠而去，六四没有成为民主转型的分水关，因此民主转型在二十八之年后，才知道从八九一开始，更可能是文革结束改革之初已经注定胎死腹中。
二十八年哦。共党成立到取得政权也不过二十八年。居然一个六四即“改革之死”的“布拉格之春”式观念就树立不起来。相比较东欧，中国民主转型的实现路径，过于敌基督化，过于权力崇拜，过于无主体性而投射，因此跨不过“布拉格之春”分水关。我有个初中同学骂尽当前不平现象，我问他怎么办时，他说只能相信习，除了相信习还能相信谁，你们又没改变的力量。批判共党不满共党是共识，但“怎么办”层面，却有着极大差异南辕北辙的“分水岭”。我早已不相信对共党的批判，早已不相信批判共党的人就是同道。“改革已死”观念有着基督教的自我批判力量，它对民间抗争和转型渴望的实现路径之中共体制偶像崇拜，权力崇拜，进行清醒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紧紧盯住“怎么样”问题。
改革已死，现在问题不大了。只是要说服八九一代民国当归，不知道还需要多大的力气。2015年魏京生为首的海外民主联席会议，提出口号：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海外遂有改革已死之后的两大分支：革命当立和民国当归。只是绝望之后的革命当立，恐怕陷入口炮的境地。
下一个时代还是维权运动。之前打着推动改良的旗帜，往后打着推动革命的旗帜。同一种维权运动，两种消费方向。这一些我都在2006年说好了，算好了。往革命靠拢的维权，是带着革命怒火而没法革命的维权，把维权当做放大做革命。
刘晓波于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前夜离去。08年他入狱以来，我一直有个念头，刘晓波不离开大陆，而在牢里，那里就是巴士底狱。然后民众攻打巴士底狱，把刘晓波如英雄般迎接出来。虽然锦州距离北京有一些距离，我常常会设想如此。还有我移情地想，刘晓波也会这么想。“我没有敌人”争议极大极大。我的积极看法是，等刘晓波到了七八十岁，德高望重，加上和平奖得主的地位，“我没有敌人”就会发挥其正面的极大作用。就像一个极老的牧师，赶到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军营，以爱的名义要求华盛顿宽容特赦一个罪犯。即使在滔天怨海中，爱的特赦也是必要的。没想到他这么早就魂归道山。刘有不断升格自己的意图。把自己圣化。只是来的太早或者处境不对。熬到老，可能可以。得鱼忘筌，至于他的那一些主义思考，就变得可以忽略其瑕疵。
吴强说，继承，反思和阐释晓波是纪念的最好方式，而不是虚无主义的表面纪念实际抛弃背叛。我补充说，甚至与之辩论。
因为他所领导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因为一个副会长，一个秘书长的白宫门事件而内部撕裂，他自己认为自己从事精神事务的能力远远大于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能力，放弃对民主化后从政的追求，对张祖桦说，若民主化后张祖桦竞选，他帮助张祖桦。这种格局，是权威与权力，精神与政治二分的，权威地位尊崇于权力，精神事务尊崇于政治事务，就像基督教信仰高于世俗政治一样。在其后的牢内八年乃至死亡逼近时，他对古代士大夫从政以自我实现这一点，已经超越得很远。
当时我看08宪章不大顺眼的一个原因是，居然没有民生诉求。胡石根也没签08宪章。那次我们在方庄谈话，他的理由大概也是说没有底层关怀。胡石根坦诚自己右中有“左”，兼有左右，超越左右。08宪章顶多是民间右翼，或者极右翼的较大共识，不是比较整体的共识。记得当时《华尔街日报》找了一个签署者，上海的波斯小昭来描述，说是中产阶级的宣言云云。当然还有很多不大喜欢的地方，例如文字。要是没有张祖桦，我大概是不会签署的。
自己约的炮，含泪也要打完。既然已经签署了，那么就要去成全之，补救之。我之后提出零八宪章运动，以运动的方式弥补其不足，补充之，写了近十篇文章，反应者寥寥无几。
记得那次福建电视台林强到北京，在翠微路附近，我喊了吕邦列。然后说祖桦就在附近，我们去让他请客。在他家街对面的三苏酒楼，祖桦拿出三张纸给我看，我一看零八宪章，心头一跳，知道要出事，准备拒绝，但是祖桦说，已经有两三百人签名了。我心里沉吟了一下，想总不能两三百全抓吧，说既然两三百人签了，我就签吧。我签在后面，不能在前面。祖桦说，把你排在最后面。我说好。吃完饭走出来，我想了想，不能放在最后面，太显眼，要放在中间偏后不显眼的地方。祖桦把我放在278大概吧。之后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害得2008年10月9号丰台国宝为零八宪章来找我的时候，说你最近干了一件大事，你想想。我摸不到脑袋大半天。
抓一个刘晓波，数万签署人等于零。中产阶级的运动，就是这样的，在一颗子弹之前，千军万马都倒下投降，因为每一个都不愿意承受风险。想起了过去日本占领县城，一个日本兵能统治一个县城的事。数万签署人，就相当于一个老人死的时候，对他儿子说，我最好的资产留给你，五百妞。儿子一听很高兴。他老爹说，记住了QQ和密码写在这里。
基督新纪元之后，耶稣上十字架到复活之前的时期里，总是处在过去与未来的缝隙里，在阿伦特所说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过去的尚未完全烟消云散，未来的尚未成型不靠谱，因此过去的，没法过去，未来的没法已来（耶稣中保了已来）。现在的时间，都是在过渡。八九六四改革已死，但革命无门，所以人们不得不“改革”，以求并不存在的“碎步前进”，首先要求的是革命，给出的是所谓的改革。过去的没法过去。在川普王登基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已经破产，但没有可行的对华政策，所以一个中国政策依旧延续。总在对过去的不满和怨恨中，被迫延续过去，因为未来尚不靠谱，没有办法放弃过去的做法，现实中渴望选择更好的选择，但没有或者尚未成型。新鲜的酒，落后的酒袋子。黑格尔之所以主张君主制，就是被迫采用旧的酒袋子。基督教会承受了一些异教的东西，也是如此。基督为王保证了异教被基督教化，而取得最后必定的胜利。
民间武器的落后，比人数之少，更令人绝望沮丧而远离。我相信远离抗争，对抗争爱且怨的人，要比抗争中人，要多的多。民间的武器，主要是话语批判，还有一些少得可怜的弱行动，如果从胜利的目标反过来审视，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以做出结论：很勇敢但没用。话语批判是落后的，令人沮丧绝望的民间武器，根本没法对应促成中共政治体制更换这一任务。也就是说，政改并不是话语批判能推动的，就像你想用口水喷倒铁幕。而且话语批判因为缺乏主体性，即使是推动政改，最后还是呼吁党进行政改，把主体性交给党，同样是拥护中共的领导，也就是说这里有着南辕北辙的吊诡。0102年我上网以来，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敢提政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有良知的事，高大上的事，可是到了改革已死提出后几年，谁提“政改”是很傻的，很无耻的，是贩卖虚假希望，是小骂大帮忙。作为话语武器，不管是宪章还是什么立场，很多人不签名，是觉得这种作战方式很无聊，很落后，挠痒痒的。之所以这种逃离的说法，不明显，大概是因为进行话语批判的人，被共党捕获打击。虽然08宪章获得很广大的影响（我觉得主要原因来自己当局的打压和刘晓波献祭以自由和生命，构成血祭），但它作为落后的批判武器，始终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的是胜利，抵达胜利目标，而不是道义巨人或者道义英雄，后者不能当饭吃。
涂全鑫说，以我有限的经历（从上大学到现在的十年），关注社会相关话题的朋友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他们冷漠，是这种迷惘和无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化解和应付的。
“那又能怎样”，这是问得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估计没几个人能够回答得清楚，即使不是清晰的方案，至少是能够走下去的“怎样”。
有人肯定会愤愤不平地反驳说，那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武器，没有的话，那就闭嘴。直接抵达胜利的武器，我找到的也是不被信任的，遥远的，但我至少拒绝了一个野蛮做法：要求人人持落后武器，以显示抵抗的立场。强迫别人参加进来，分把木棍就强迫别人冲到前面。新浪微博“来福”陈小龙，分析出三种，忍，反和走。我认为忍和走对于专制奔溃和民主转型的作用，比起反对，只大不小，而且会大很多，但不会写在功劳簿上。反对不见得有用，但保住了熊熊烈火，等到未来一日全部烧起。忍是一种不合作，软抵抗，少了群众基础，大规模大数据增加统治难度，走让专制少了群众基础，大规模增加经济崩溃的风险。其用心在自保，然而从结局来看，从结果来看，反而会结出善果，大概斯密的无形之手的另类应用。
刘晓波前妻陶丽说：晓波，你口口声声说和现在的世界格格不入，不合作，其实我才是最不合作的，我根本漠视这个世界。不去参与他，而你这么热情，恰恰证明你非常想拥抱这个眼前的世界”。陶丽说的挺好。陶丽的活法，给出这样一种价值重估：近代以来，没有刘晓波们这种人（批判的士大夫，国共两党及其反对异议者），只有社会生存，会更好。一种人是社会的，一种人是通过批判社会从而脱离社会的，后者往往是前者的灾难。看看余华小说《活着》，听听民国过来人讲讲，二十世纪的政治苦难，除了外来入侵外，是不是作为批判知识分子政党的国共两党造成的。纠其本源，还不是批判政治之血手的必然逻辑结果。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给的价值重估就是这样的。默然比批判更不合作。既然不能自动改变，也不能被推动改变，就另起炉灶，以默然之忠诚于社会，忠诚于生活，以预备和修直民国之路。批判就是错误之上的错误，自以为纠正，其实是错上加错。一个有毒之木上的啄木鸟。对于我们来说，让死人埋葬死人，这是新世代的态度。
反对中共合法性的危机问题，其结果是吊诡的。在八九六四之后，中共合法性已经在悬崖之外的高空中，深渊上，在跷跷板的外端，而对着中共对话，批判和改造中共的人们，紧紧地踩着跷跷板悬崖上的另一端，因此平衡了木板，深渊上的家伙没有掉下去。例如六四之后的老布什就这样子拯救了共党。好心办坏事。反对依赖于话语批判，就站在跷跷板的这一端。它同时摧毁和帮助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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