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还原中共历史真相，坚决反对恐怖造神——再读丁弘《尊重历史重写党史》
（参与网2018年3月27日讯）丁弘先生《尊重历史重写党史》这篇文章，我多年前读过，获益匪浅。今天，彭小明先生将这篇文章发给我，我又读了一遍，十分感慨。
丁弘2014年1月17日走完了87年的人生之旅。他是一位秉持正义良知的思想者，也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推动者。他曾经长期为中共做新闻舆论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的妻子在“文革”中被中共迫害致死。1970年他携年幼的两女一子下放农村劳动长达八年。他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他的大量文章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中共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不符合中国的社会需求；把地主作为剥削阶级和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苏联是近百年侵华最严重的国家。
在《尊重历史重写党史》这篇文章中，丁弘叙述了中共创党初期的一些真实情况，戳穿了中共造神（吹嘘毛泽东）的诸多谎言。他指出：恐怖创造神！他引用了陈独秀的话说：“善非恶之敌（好人斗不过坏人呀）。”他还对“主义和问题”之争做了精辟分析。他最后断言：暴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相悖的。
如今中共内部再次出现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局面，历史急剧倒退，恐怖重新创造神。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本来是中国人民吸取文革浩劫惨痛教训的重大成果。毛泽东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仅害人民，也害了共产党人。邓小平原为毛泽东的头号打手，害人无数，但也深受毛害。他吸取教训，推动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但邓小平只是从形式上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实际上坚持垂帘听政，用枪指挥党，最后一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让中国历史再次倒退。这说明个人独裁最终必然带来大灾难。如今习近平要恢复个人独裁，隐性帝制和终身制，也难以跳出酿成新浩劫，阻止社会文明进步的宿命。近三千“全国人大代表”，居然无人对历史倒退表示异议。有道是：人大政协无男儿，更缺不阿女英雄。恐怖造神一得手，荒诞横行炼狱中。
无独有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善非恶之敌”和“恐怖创造神”的局面，在当代民主运动中，竟然也出现了好人斗不过坏人以及恐怖造神的状况。
一个无钱不贪，无谎不说，无男不玩，无秀不做的政治娼妓，居然被一大帮恬不知耻的新老面首、黑道人物、流氓地痞吹捧为“女神”。一些邪恶暴力分子公然叫嚣，要对揭露娼妓罪恶行径的人士施以肢解、砍头、割舌等恐怖手段。一个到处诈骗钱财、整天算计别人的小人被吹捧为“民运领袖”。一个小混混文辞不通，却伪造履历，把自己打扮成八九学运领袖，一些人居然给他做伪证。这几个人勾结在一块儿，高叫“民主革命”、“暴力革命”，骗取钱财，分裂民阵。他们公然同黑道人物结拜兄妹，把黑道手法引入到民运组织中，把揭露其恶行的人士打成中共特务，甚至拿枪照相，进行网络威胁。幸好这些人渣只能空口大话高叫暴力革命捞名骗财而已，要是真正搞起暴力革命来，必然是好人被杀，流氓当道。
这些邪恶之徒，利用推特、脸书、油管搞自媒体，拼命造谣惑众，美化包装自己。他们自信，利用邪恶舆论可以左右大局。共产党虽然腐败，但毕竟还有惩治腐败的机制，但海外民运完全没有惩治腐败的任何机制，这是脸厚心黑的邪恶之徒能够利用媒体和网络呼风唤雨、招摇撞骗的根本原因。
毋庸置疑，中共黑手穿插其中。中共暗挺娼妓民运、骗子民运、黑道民运来打击真正的民主运动。中共媒体力挺民运中的邪派人物，不足为奇，目的是为了搞臭民运，搞乱民运，有些所谓的民运媒体和网络媒体也力挺邪恶。原因在于，有些媒体人是政治娼妓的面首，有些媒体人受中共控制，有意为邪恶者打造亮相平台。有的媒体人上当受骗。有的媒体人水平低下，只看谁的反共调子高，根本不管这些人如何打着民运旗号骗钱捞名。
这些邪恶者好逸恶劳，说谎行骗是其主业。他们不必自食其力，不用上班开业，不需养家糊口。他们有的是时间，到处奔跑，高调表演，上网招摇。其实，我们的武器只有批评，批评是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完全把一个人“打倒”的。我们也没有想过要打倒谁。流氓地痞，娼妓瘪三，罪犯黑道，伪冒律师和牧师等，也都有权利反专制。而且，我们也容许人犯错改错。但是，利用性关系建立面首和打手团伙，用私生活干预公生活，伪造履历，假借反专制捞名骗钱，并把揭露其丑行的人污蔑成特务，死不悔改，这是我们必须坚持揭露的。
追求自由民主，这是中国仁人志士一百多年来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理想事业。国民党和共产党初期的许多理想主义者，都是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奋斗牺牲的。民主运动具有正义性，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民主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某个党，消灭某些人，也不是为了改朝换代，打江山坐江山，而是为了实施民主法治保障每个人（包括共产党人）的基本人权，让每个人都能在没有政治恐惧的社会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
作为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奋斗：只要每个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得不到保障；只要还有政治犯被关押流放；只要还有人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只要官僚特权还在泛滥；只要官二代和富二代胆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只要政府和官员不是通过民选上台；只要统治者为了私利和个人名誉还在随意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血汗；只要恐怖造神、个人崇拜、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还存在。
民主运动进程中，一败再败，滋生民运败类，甚至出现“善非恶之敌”和“恐怖造神”的局面，不足为奇，不必气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而不可自拔。无论遭受何种困难和挫折，我们不能抛弃理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自由民主梦。贵在坚持，只要我们奋斗不懈，梦想就会实现。和平理性非暴力必将以柔克刚。总有一天，专制特权的中国，会变成自由正义的神州。
让自由之声从长江黄河响起来，让民主之歌从天山昆仑山秦岭南岭唱起来，让公正旋律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奏起来！
2018年3月15日 写于纽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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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重写党史
——中共襁褓时期的一些情况
丁弘
一
2010年7月1日，北京为党庆开了大会。总书记作了报告，次日傍晚，老友陆先生来寒舍。他说：“总书记昨天把党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党，没有再提列宁，更没有提毛泽东。这样比较好。”一位高校的领导同志也来坐坐。他也关心地说：“说我们几十年，不愧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过分了。我们应该讲实话。”讲实话并不容易，因为党过去突出阶级斗争，党史的叙述本身被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翼，党史是胜利者写的。理论上说，“历史是人民写的”，长远看应该如此，现实生活还不是这样；瞒和骗仍习以为常。几年前，看到一位网友说：“如果一个政党对自己的历史不能说真话，叫我们怎样能相信它呢。”这话叫我一惊。的确，我们应该尊重事实，重新写党史。到现在，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和诉求，说明社会有了进步。
二
许多党史著作淡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少说甚至不说。这样一来好像中共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从而茁壮成长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近些年，才逐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建设起来的，而共产国际不过是苏共手里的工具。苏共派来的催生者就是27岁的维经斯基，他是建党的第一推动力。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钊谈建党之事。李说：“这个问题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中国已涌现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建党的倡议很合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们当时高举的还是“民主”和“科学”这面大旗。一时和维经斯基带来的观点—列宁主义还是有距离的。当时在中国，欧洲社会党的声誉较好，所以陈独秀主张叫“社会党”。李大钊说：“还是尊重国际的意见吧。”其实，是李大钊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他的宏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于《新青年》。他把“阶级斗争”总是写成“阶级竞争”。甚至认为阶级斗争总是破坏着人类的文明，他还为此而忧虑。他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又说，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这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怎么说？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圆其说。可见，“五四”时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的。
问题在于当时讯息不畅，传来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了。这给中国人民巨大的鼓舞。中山先生曾两次和欧洲社会党国际联系，要求他们“帮助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呢，他也大笔一挥，要“以俄为师”了。可见“十月革命”对中国的误导是严重的。现在俄国把“十月革命”改成“十月政变”，把“列宁格勒”这个城市通过全民投票重新改为“彼得堡”，即不承认“十月革命”的革命性。建国已有74年，多数人认为列宁不如彼得大帝，因为他把历史拉回更加专制和残暴的一个时期。
在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维经斯基带来的思想，大家接受了。他思想的内容就是马克思30岁时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两个决裂”：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进行暴烈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列宁所发展的三个内容：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二、帝国主义到了崩溃的前夜；三、要以民主集中制建立一个铁的纪律的政党。
他们还为中国建党带来了足够的经费—金卢布，这种物质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开会、印刷宣传品，派人出差活动，处处需要钱。这在前苏联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明细的支出账目，很可观。当时有人叫中共为“卢布党”。由此也可以看到苏共对通过共产国际向东方输出革命的重视，把中共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苏共中央开二百多次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派人在中国工作，从未间断。实际上可以说，幼年时代的中共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哺育的婴儿，他是吃着洋奶长大的。特别应该思考的是，党的幼年时代的许多纲领即“建党干什么？”都非常明确是“消灭私有制”，“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吗？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证明，消灭私有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时代（1949——1976）走了大弯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在今天还是到明天，都是虚幻的概念。较为明显的是，中共早期建设的“国中之国”—瑞金政权，也叫“苏维埃”。更加不堪回首的是党内自残自虐，派性斗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AB团”。什么是“AB团”？被杀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呢！A是反对，B是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认为反苏的就应杀。残暴是列宁的党本质属性的反映，实践证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是反对民主，实现个人集权的组织原则。
三
今年庆祝建党89周年，其实党已经90岁了。一般人家不会有意给一个人减少一岁，但政治舞台复杂，怪事多。
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培养的这个党，他早期的情况已经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达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
总之，1920年在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集中了很多人。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在党校学习，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可惜，毛泽东没有到达这里，所以这一段历史就常被抹杀和掩盖。对这段历史，当事人有许多回忆材料。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施复亮（施存统）的回忆：“1920年6月间，筹备成立了共产党。起草党纲十多条，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次年，1921年7月，党召开“一大”，代表为13人，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有：一、大会是在7月23日开始的，所谓“七一”是因为战时无法核实，毛泽东钦定的时间；二、会议刚开始集中，有租界的巡捕闯进来，国际的代表马林通知大家立即转移，在这儿没有再开下去；三、代表们到渔阳里那儿讨论如何进行下去，周佛海（后来变成汉奸）建议去杭州西湖；李达还是决定去嘉兴南湖，认为那儿比较安静。他的夫人王会悟的娘家在那儿，有方便。王会悟在上海也负责安排一大的会务工作。名为会晤，谐音是巧合。四、重要的是毛泽东出席“一大”。这不仅后来赋予了一大伟大意义，还使一大会址成为革命圣地了。实际上是1920年建党之后，党安排了一大，并不是召开了一大才建了党。虽然一大也很重要，但作为建党的标志是勉强的。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专门从苏联来建党的维经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因为建党的工作一年前早就做好了。
维经斯基是联共中央派来的，他走了以后，经费一度中断，活动不得不停止。马林是共产国际又派来的，召开中共一大是他的伟大业绩。在一天的会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代表国际居高临下作指示。不久批评：“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工作成绩太差！”周佛海在他的《寒风集》中说：“陈独秀是个硬汉子，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陈独秀说‘我们花得并不多，大量是你们任意挥霍了’，要求马林认错，否则拒不见面。”——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建国后李达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犯了所谓三大错误：一、他透露了毛泽东到达一大时还不是党员，还是个CY（团员）；我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二、他说在政治上要拥护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论上可以和他讨论；三、大跃进启动时，他对毛说：“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了。”“文革”中武汉掀起批判、斗争李达的狂潮，最终停医、停药而逝。
今天，在“一大”会址可以看到与会人员的蜡像，只有毛泽东站在那里作宣讲状，大家恭听。
毛的时代为27年，不断营造个人崇拜，已居君位。今天“一大”会址的形象就是造神的重要标志。
文革前夕，党曾决定在渔阳里陈独秀等建党之地建纪念馆，后突然停止，至今还是近百年前的旧貌。
四
苏共为什么这样热情？从解密档案中可以看到，该党许多领导人都是长篇大论谈中国问题。发向全国的“宣传提纲”也是突出谈中国问题，为什么？
斯大林在1918年11月，即发表了《不要忘记东方》一文。他说：“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被压迫民族的百年沉睡。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在1920年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全世界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他是把东方作为征服西方的桥梁。
这是为了革命的理想，还是最终为民族的利益呢？看看他们怎样做的，就知道了。
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这当然是代表苏共中央。说要放弃沙皇时代侵占的中国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和庚子赔款等。这极大地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认为苏联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不久，在中国工作的越飞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不可承认加拉罕的声明。”越飞为难了，他还天真地上书联共中央说：“这是对华政策的失败。一旦我们以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即失去了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大得多了。”但是越飞只好执行上级的指示。不仅沙皇占去的地方没有放弃，1922年又出兵占领中国的外蒙古，迫使这块土地从中国“被独立”了出去。
说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要站在共运的立场上，“中东路事件”要求中共捍卫苏联的利益。陈独秀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才是正义的。
当时党内同志通信，最后都称“此致布礼”。说一个同志有了进步，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可见文化入侵的程度。
在工作中，观点肯定会有不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多数（不是少数）回去之后被杀害。列宁的战友多数被杀害，特别是第二把手托洛斯基，逃亡到墨西哥，派人去追杀。
“恐怖创造神”，斯大林被神化了。
五
立足于中国，毛泽东早期说：“是他（指陈独秀）集中一些人，这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的成立，中国社会是母亲，父亲则是苏联。全然如同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为胚胎，一朝分娩，而后哺育成长，如同爸爸有监护权，是负责任的。
在科学的意义上讲，中共实为中苏两个民族的混血儿，这决定他的本质属性。山川易改，本性难移！
斯大林当时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中共弱小，规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他说：“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一时中共多数同志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只有遵命。
托洛斯基认为：“蒋介石是资产阶级的右派，中共现在的路线是来源于国际的，要快些纠正，否则是犯罪!”陈独秀同意这一观点，代表中共一再上书。斯大林恼火，予以批评，仍然以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蒋介石。陈独秀申请一些枪支武装工农被拒绝。陈独秀忍无可忍，发出《告全党同志书》。第一句就说：“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共产国际认为这是反党行动，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陈写给党的《告别信》中说：“我知道我的这一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不说这些话，他们还会用我(好可怜啊!)，但在服从组织和坚持真理之间，我只有选择后者。”
这说明中共总书记所处的地位和他个人的政治品格。
陈独秀因为公然反对右倾路线被开除，而后右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却由他负责。国际代表鲍罗廷，指示陈独秀的接班人瞿秋白说：“责任只能由陈独秀负责，这要顾全大局。”瞿只好如此。但在他去世前留下的文字《多余的话》中，对此反应出无比歉疚、忏悔的心情，所谓挽救了自己的灵魂。
毛泽东在建国前（起码是在1942年陈独秀去世前），还一直讲他的好话。但在建国后，外交政策“一边倒”称斯大林是“伟大的父亲”。历次运动把陈独秀拉出来，说和他是敌我矛盾，这时是看着斯大林的眼色讲话了。
1952年把托派一网打尽，作为献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这就是政治。
中共总书记公然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这本是中共的光荣一页，反映出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共却把他开除党籍，使他成为一个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历史罪人。
有趣的是，蒋介石据此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重点追捕、长期关押。国共两党合击一人，“陈独秀案”遂成为20世纪中国政坛的一大奇案。
陈这个总书记的命运，典型地说明了中共和苏联的关系。陈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这是不允许的。尽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党必须开除自己的创始人。这也说明党在襁褓时期的处境和品格。
陈在建党之后，曾任五届总书记，到开“六大”时，全体代表被通知到苏联去开会。这次大会差额选出了新的总书记，但最后宣布的总书记是斯大林另外指定的向忠发。当然在斯大林看来，他有这个权力，认为向忠发是工人成分。但他很快叛逃，把党的大量资金也掠走了。
六
建党之前，中国舆论界有一场“主义和问题”之争。史家称，这是建党的舆论准备。胡适主张，少谈主义，还是多谈问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激进，认为应谈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有根本的改革。“主义和问题”之争，即“革命和改良”之争。史家称，争论的结果是，“主义”胜利了，其标志是党成立了，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组织，开始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几十年实践证明，当社会发展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时，就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出兴无灭资毛的时代。邓小平终于大悟：“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即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有利发展生产就行，这又回到“不谈主义”上去了。甚至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这把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说来，“主义和问题”之争，最后是“问题”胜利了。对这一命题，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他是站在多谈问题一边的，认为共产主义是虚幻渺茫的。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此处不多谈了。
创建中共的陈独秀，大吃国际共运的苦头。最后是感叹：“善非恶之敌。”（好人斗不过坏人呀！）他看到苏联内外政策造成的腥风血雨，压根儿就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他认为苏联的暴政，并不是斯大林个人品德造成的，而是那个社会制度造成的，仅仅批判个人是不行的。晚年，他回到“五四”，认为人类的光明在民主和科学：“世界上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民主是人类创造的文明。”
陈独秀一生的苦难，根本原因在自己当年上了第三国际的船，而中共和苏共有着难分难解的血缘关系。恩格斯谈到人性时说：“人，来源于动物界，永远也摆脱不了其属性（原文为“兽性”，太难听了）。”（大意）对一个党来说，也是如此吗？
21世纪，陈独秀又“站”了出来，这被誉为世纪的曙光。但是有些人，还不喜欢他，这是专制主义本质属性的反应，和党的血缘有关。社会总还是不断有了进步，现在新建的“独秀园”和“中山陵”已交相辉映。
襁褓时期的中共是否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呢？
1.这个中国的党是在外国人的操作下成立的；
2.成立后，在政治、经济上是外国人哺育长大的，他的一举一动是由外国人操纵的；
3.他的灵魂—纲领，和中国的国情错位，成长过程是列宁主义和中国千百年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过程，而马恩早已与时俱进了；
4.他是“马上得天下”，尔后“马上治天下”。
暴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相悖的。真正的民主法制社会，这一步还难以迈出去。
中共至今没有摆脱传统的阴影和政治框架，所以，我们正视襁褓时期党史的真实情况，看到历史的局限性，是十分必要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
陈独秀被国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并开除党籍之前，曾通知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干中国革命，到苏联去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苏联领导，苏联的革命要我领导行不行呢？”
这是震撼历史长空的一声巨吼！
丁弘2014年1月17日走完了87年的人生之旅。他是一位秉持正义良知的思想者，也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推动者。他曾经长期为中共做新闻舆论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的妻子在“文革”中被中共迫害致死。1970年他携年幼的两女一子下放农村劳动长达八年。他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他的大量文章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中共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不符合中国的社会需求；把地主作为剥削阶级和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苏联是近百年侵华最严重的国家。
在《尊重历史重写党史》这篇文章中，丁弘叙述了中共创党初期的一些真实情况，戳穿了中共造神（吹嘘毛泽东）的诸多谎言。他指出：恐怖创造神！他引用了陈独秀的话说：“善非恶之敌（好人斗不过坏人呀）。”他还对“主义和问题”之争做了精辟分析。他最后断言：暴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相悖的。
如今中共内部再次出现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局面，历史急剧倒退，恐怖重新创造神。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本来是中国人民吸取文革浩劫惨痛教训的重大成果。毛泽东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仅害人民，也害了共产党人。邓小平原为毛泽东的头号打手，害人无数，但也深受毛害。他吸取教训，推动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但邓小平只是从形式上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实际上坚持垂帘听政，用枪指挥党，最后一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让中国历史再次倒退。这说明个人独裁最终必然带来大灾难。如今习近平要恢复个人独裁，隐性帝制和终身制，也难以跳出酿成新浩劫，阻止社会文明进步的宿命。近三千“全国人大代表”，居然无人对历史倒退表示异议。有道是：人大政协无男儿，更缺不阿女英雄。恐怖造神一得手，荒诞横行炼狱中。
无独有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善非恶之敌”和“恐怖创造神”的局面，在当代民主运动中，竟然也出现了好人斗不过坏人以及恐怖造神的状况。
一个无钱不贪，无谎不说，无男不玩，无秀不做的政治娼妓，居然被一大帮恬不知耻的新老面首、黑道人物、流氓地痞吹捧为“女神”。一些邪恶暴力分子公然叫嚣，要对揭露娼妓罪恶行径的人士施以肢解、砍头、割舌等恐怖手段。一个到处诈骗钱财、整天算计别人的小人被吹捧为“民运领袖”。一个小混混文辞不通，却伪造履历，把自己打扮成八九学运领袖，一些人居然给他做伪证。这几个人勾结在一块儿，高叫“民主革命”、“暴力革命”，骗取钱财，分裂民阵。他们公然同黑道人物结拜兄妹，把黑道手法引入到民运组织中，把揭露其恶行的人士打成中共特务，甚至拿枪照相，进行网络威胁。幸好这些人渣只能空口大话高叫暴力革命捞名骗财而已，要是真正搞起暴力革命来，必然是好人被杀，流氓当道。
这些邪恶之徒，利用推特、脸书、油管搞自媒体，拼命造谣惑众，美化包装自己。他们自信，利用邪恶舆论可以左右大局。共产党虽然腐败，但毕竟还有惩治腐败的机制，但海外民运完全没有惩治腐败的任何机制，这是脸厚心黑的邪恶之徒能够利用媒体和网络呼风唤雨、招摇撞骗的根本原因。
毋庸置疑，中共黑手穿插其中。中共暗挺娼妓民运、骗子民运、黑道民运来打击真正的民主运动。中共媒体力挺民运中的邪派人物，不足为奇，目的是为了搞臭民运，搞乱民运，有些所谓的民运媒体和网络媒体也力挺邪恶。原因在于，有些媒体人是政治娼妓的面首，有些媒体人受中共控制，有意为邪恶者打造亮相平台。有的媒体人上当受骗。有的媒体人水平低下，只看谁的反共调子高，根本不管这些人如何打着民运旗号骗钱捞名。
这些邪恶者好逸恶劳，说谎行骗是其主业。他们不必自食其力，不用上班开业，不需养家糊口。他们有的是时间，到处奔跑，高调表演，上网招摇。其实，我们的武器只有批评，批评是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完全把一个人“打倒”的。我们也没有想过要打倒谁。流氓地痞，娼妓瘪三，罪犯黑道，伪冒律师和牧师等，也都有权利反专制。而且，我们也容许人犯错改错。但是，利用性关系建立面首和打手团伙，用私生活干预公生活，伪造履历，假借反专制捞名骗钱，并把揭露其丑行的人污蔑成特务，死不悔改，这是我们必须坚持揭露的。
追求自由民主，这是中国仁人志士一百多年来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理想事业。国民党和共产党初期的许多理想主义者，都是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奋斗牺牲的。民主运动具有正义性，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民主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某个党，消灭某些人，也不是为了改朝换代，打江山坐江山，而是为了实施民主法治保障每个人（包括共产党人）的基本人权，让每个人都能在没有政治恐惧的社会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
作为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奋斗：只要每个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得不到保障；只要还有政治犯被关押流放；只要还有人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只要官僚特权还在泛滥；只要官二代和富二代胆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只要政府和官员不是通过民选上台；只要统治者为了私利和个人名誉还在随意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血汗；只要恐怖造神、个人崇拜、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还存在。
民主运动进程中，一败再败，滋生民运败类，甚至出现“善非恶之敌”和“恐怖造神”的局面，不足为奇，不必气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而不可自拔。无论遭受何种困难和挫折，我们不能抛弃理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自由民主梦。贵在坚持，只要我们奋斗不懈，梦想就会实现。和平理性非暴力必将以柔克刚。总有一天，专制特权的中国，会变成自由正义的神州。
让自由之声从长江黄河响起来，让民主之歌从天山昆仑山秦岭南岭唱起来，让公正旋律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奏起来！
2018年3月15日 写于纽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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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重写党史
——中共襁褓时期的一些情况
丁弘
一
2010年7月1日，北京为党庆开了大会。总书记作了报告，次日傍晚，老友陆先生来寒舍。他说：“总书记昨天把党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党，没有再提列宁，更没有提毛泽东。这样比较好。”一位高校的领导同志也来坐坐。他也关心地说：“说我们几十年，不愧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过分了。我们应该讲实话。”讲实话并不容易，因为党过去突出阶级斗争，党史的叙述本身被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翼，党史是胜利者写的。理论上说，“历史是人民写的”，长远看应该如此，现实生活还不是这样；瞒和骗仍习以为常。几年前，看到一位网友说：“如果一个政党对自己的历史不能说真话，叫我们怎样能相信它呢。”这话叫我一惊。的确，我们应该尊重事实，重新写党史。到现在，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和诉求，说明社会有了进步。
二
许多党史著作淡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少说甚至不说。这样一来好像中共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从而茁壮成长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近些年，才逐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建设起来的，而共产国际不过是苏共手里的工具。苏共派来的催生者就是27岁的维经斯基，他是建党的第一推动力。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钊谈建党之事。李说：“这个问题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中国已涌现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建党的倡议很合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们当时高举的还是“民主”和“科学”这面大旗。一时和维经斯基带来的观点—列宁主义还是有距离的。当时在中国，欧洲社会党的声誉较好，所以陈独秀主张叫“社会党”。李大钊说：“还是尊重国际的意见吧。”其实，是李大钊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他的宏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于《新青年》。他把“阶级斗争”总是写成“阶级竞争”。甚至认为阶级斗争总是破坏着人类的文明，他还为此而忧虑。他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又说，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这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怎么说？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圆其说。可见，“五四”时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的。
问题在于当时讯息不畅，传来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了。这给中国人民巨大的鼓舞。中山先生曾两次和欧洲社会党国际联系，要求他们“帮助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呢，他也大笔一挥，要“以俄为师”了。可见“十月革命”对中国的误导是严重的。现在俄国把“十月革命”改成“十月政变”，把“列宁格勒”这个城市通过全民投票重新改为“彼得堡”，即不承认“十月革命”的革命性。建国已有74年，多数人认为列宁不如彼得大帝，因为他把历史拉回更加专制和残暴的一个时期。
在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维经斯基带来的思想，大家接受了。他思想的内容就是马克思30岁时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两个决裂”：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进行暴烈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列宁所发展的三个内容：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二、帝国主义到了崩溃的前夜；三、要以民主集中制建立一个铁的纪律的政党。
他们还为中国建党带来了足够的经费—金卢布，这种物质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开会、印刷宣传品，派人出差活动，处处需要钱。这在前苏联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明细的支出账目，很可观。当时有人叫中共为“卢布党”。由此也可以看到苏共对通过共产国际向东方输出革命的重视，把中共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苏共中央开二百多次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派人在中国工作，从未间断。实际上可以说，幼年时代的中共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哺育的婴儿，他是吃着洋奶长大的。特别应该思考的是，党的幼年时代的许多纲领即“建党干什么？”都非常明确是“消灭私有制”，“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吗？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证明，消灭私有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时代（1949——1976）走了大弯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在今天还是到明天，都是虚幻的概念。较为明显的是，中共早期建设的“国中之国”—瑞金政权，也叫“苏维埃”。更加不堪回首的是党内自残自虐，派性斗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AB团”。什么是“AB团”？被杀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呢！A是反对，B是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认为反苏的就应杀。残暴是列宁的党本质属性的反映，实践证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是反对民主，实现个人集权的组织原则。
三
今年庆祝建党89周年，其实党已经90岁了。一般人家不会有意给一个人减少一岁，但政治舞台复杂，怪事多。
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培养的这个党，他早期的情况已经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达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
总之，1920年在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集中了很多人。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在党校学习，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可惜，毛泽东没有到达这里，所以这一段历史就常被抹杀和掩盖。对这段历史，当事人有许多回忆材料。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施复亮（施存统）的回忆：“1920年6月间，筹备成立了共产党。起草党纲十多条，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次年，1921年7月，党召开“一大”，代表为13人，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有：一、大会是在7月23日开始的，所谓“七一”是因为战时无法核实，毛泽东钦定的时间；二、会议刚开始集中，有租界的巡捕闯进来，国际的代表马林通知大家立即转移，在这儿没有再开下去；三、代表们到渔阳里那儿讨论如何进行下去，周佛海（后来变成汉奸）建议去杭州西湖；李达还是决定去嘉兴南湖，认为那儿比较安静。他的夫人王会悟的娘家在那儿，有方便。王会悟在上海也负责安排一大的会务工作。名为会晤，谐音是巧合。四、重要的是毛泽东出席“一大”。这不仅后来赋予了一大伟大意义，还使一大会址成为革命圣地了。实际上是1920年建党之后，党安排了一大，并不是召开了一大才建了党。虽然一大也很重要，但作为建党的标志是勉强的。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专门从苏联来建党的维经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因为建党的工作一年前早就做好了。
维经斯基是联共中央派来的，他走了以后，经费一度中断，活动不得不停止。马林是共产国际又派来的，召开中共一大是他的伟大业绩。在一天的会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代表国际居高临下作指示。不久批评：“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工作成绩太差！”周佛海在他的《寒风集》中说：“陈独秀是个硬汉子，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陈独秀说‘我们花得并不多，大量是你们任意挥霍了’，要求马林认错，否则拒不见面。”——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建国后李达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犯了所谓三大错误：一、他透露了毛泽东到达一大时还不是党员，还是个CY（团员）；我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二、他说在政治上要拥护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论上可以和他讨论；三、大跃进启动时，他对毛说：“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了。”“文革”中武汉掀起批判、斗争李达的狂潮，最终停医、停药而逝。
今天，在“一大”会址可以看到与会人员的蜡像，只有毛泽东站在那里作宣讲状，大家恭听。
毛的时代为27年，不断营造个人崇拜，已居君位。今天“一大”会址的形象就是造神的重要标志。
文革前夕，党曾决定在渔阳里陈独秀等建党之地建纪念馆，后突然停止，至今还是近百年前的旧貌。
四
苏共为什么这样热情？从解密档案中可以看到，该党许多领导人都是长篇大论谈中国问题。发向全国的“宣传提纲”也是突出谈中国问题，为什么？
斯大林在1918年11月，即发表了《不要忘记东方》一文。他说：“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被压迫民族的百年沉睡。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在1920年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全世界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他是把东方作为征服西方的桥梁。
这是为了革命的理想，还是最终为民族的利益呢？看看他们怎样做的，就知道了。
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这当然是代表苏共中央。说要放弃沙皇时代侵占的中国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和庚子赔款等。这极大地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认为苏联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不久，在中国工作的越飞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不可承认加拉罕的声明。”越飞为难了，他还天真地上书联共中央说：“这是对华政策的失败。一旦我们以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即失去了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大得多了。”但是越飞只好执行上级的指示。不仅沙皇占去的地方没有放弃，1922年又出兵占领中国的外蒙古，迫使这块土地从中国“被独立”了出去。
说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要站在共运的立场上，“中东路事件”要求中共捍卫苏联的利益。陈独秀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才是正义的。
当时党内同志通信，最后都称“此致布礼”。说一个同志有了进步，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可见文化入侵的程度。
在工作中，观点肯定会有不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多数（不是少数）回去之后被杀害。列宁的战友多数被杀害，特别是第二把手托洛斯基，逃亡到墨西哥，派人去追杀。
“恐怖创造神”，斯大林被神化了。
五
立足于中国，毛泽东早期说：“是他（指陈独秀）集中一些人，这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的成立，中国社会是母亲，父亲则是苏联。全然如同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为胚胎，一朝分娩，而后哺育成长，如同爸爸有监护权，是负责任的。
在科学的意义上讲，中共实为中苏两个民族的混血儿，这决定他的本质属性。山川易改，本性难移！
斯大林当时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中共弱小，规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他说：“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一时中共多数同志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只有遵命。
托洛斯基认为：“蒋介石是资产阶级的右派，中共现在的路线是来源于国际的，要快些纠正，否则是犯罪!”陈独秀同意这一观点，代表中共一再上书。斯大林恼火，予以批评，仍然以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蒋介石。陈独秀申请一些枪支武装工农被拒绝。陈独秀忍无可忍，发出《告全党同志书》。第一句就说：“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共产国际认为这是反党行动，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陈写给党的《告别信》中说：“我知道我的这一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不说这些话，他们还会用我(好可怜啊!)，但在服从组织和坚持真理之间，我只有选择后者。”
这说明中共总书记所处的地位和他个人的政治品格。
陈独秀因为公然反对右倾路线被开除，而后右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却由他负责。国际代表鲍罗廷，指示陈独秀的接班人瞿秋白说：“责任只能由陈独秀负责，这要顾全大局。”瞿只好如此。但在他去世前留下的文字《多余的话》中，对此反应出无比歉疚、忏悔的心情，所谓挽救了自己的灵魂。
毛泽东在建国前（起码是在1942年陈独秀去世前），还一直讲他的好话。但在建国后，外交政策“一边倒”称斯大林是“伟大的父亲”。历次运动把陈独秀拉出来，说和他是敌我矛盾，这时是看着斯大林的眼色讲话了。
1952年把托派一网打尽，作为献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这就是政治。
中共总书记公然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这本是中共的光荣一页，反映出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共却把他开除党籍，使他成为一个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历史罪人。
有趣的是，蒋介石据此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重点追捕、长期关押。国共两党合击一人，“陈独秀案”遂成为20世纪中国政坛的一大奇案。
陈这个总书记的命运，典型地说明了中共和苏联的关系。陈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这是不允许的。尽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党必须开除自己的创始人。这也说明党在襁褓时期的处境和品格。
陈在建党之后，曾任五届总书记，到开“六大”时，全体代表被通知到苏联去开会。这次大会差额选出了新的总书记，但最后宣布的总书记是斯大林另外指定的向忠发。当然在斯大林看来，他有这个权力，认为向忠发是工人成分。但他很快叛逃，把党的大量资金也掠走了。
六
建党之前，中国舆论界有一场“主义和问题”之争。史家称，这是建党的舆论准备。胡适主张，少谈主义，还是多谈问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激进，认为应谈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有根本的改革。“主义和问题”之争，即“革命和改良”之争。史家称，争论的结果是，“主义”胜利了，其标志是党成立了，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组织，开始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几十年实践证明，当社会发展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时，就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出兴无灭资毛的时代。邓小平终于大悟：“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即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有利发展生产就行，这又回到“不谈主义”上去了。甚至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这把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说来，“主义和问题”之争，最后是“问题”胜利了。对这一命题，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他是站在多谈问题一边的，认为共产主义是虚幻渺茫的。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此处不多谈了。
创建中共的陈独秀，大吃国际共运的苦头。最后是感叹：“善非恶之敌。”（好人斗不过坏人呀！）他看到苏联内外政策造成的腥风血雨，压根儿就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他认为苏联的暴政，并不是斯大林个人品德造成的，而是那个社会制度造成的，仅仅批判个人是不行的。晚年，他回到“五四”，认为人类的光明在民主和科学：“世界上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民主是人类创造的文明。”
陈独秀一生的苦难，根本原因在自己当年上了第三国际的船，而中共和苏共有着难分难解的血缘关系。恩格斯谈到人性时说：“人，来源于动物界，永远也摆脱不了其属性（原文为“兽性”，太难听了）。”（大意）对一个党来说，也是如此吗？
21世纪，陈独秀又“站”了出来，这被誉为世纪的曙光。但是有些人，还不喜欢他，这是专制主义本质属性的反应，和党的血缘有关。社会总还是不断有了进步，现在新建的“独秀园”和“中山陵”已交相辉映。
襁褓时期的中共是否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呢？
1.这个中国的党是在外国人的操作下成立的；
2.成立后，在政治、经济上是外国人哺育长大的，他的一举一动是由外国人操纵的；
3.他的灵魂—纲领，和中国的国情错位，成长过程是列宁主义和中国千百年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过程，而马恩早已与时俱进了；
4.他是“马上得天下”，尔后“马上治天下”。
暴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相悖的。真正的民主法制社会，这一步还难以迈出去。
中共至今没有摆脱传统的阴影和政治框架，所以，我们正视襁褓时期党史的真实情况，看到历史的局限性，是十分必要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
陈独秀被国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并开除党籍之前，曾通知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干中国革命，到苏联去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苏联领导，苏联的革命要我领导行不行呢？”
这是震撼历史长空的一声巨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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