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纪念华西协和大学刘之介教授
（参与网2017年10月16日讯）世道变幻，人情冷暖。成都现在的多数人并不知道，早在100多年前，成都市区就曾有过一座定点报时的钟楼，这座钟楼就是位于成都陕西街口，由美国基督教会所建的存仁医院大楼的塔楼。
老友彭大泽先生，在所著《泽炮夜话》中简述了陕西街钟楼的命运：“这个钟楼以前在陕西街口子上，以前应该是美以美会修的房子吧？鼎革后赶走了洋人，挂了省高教局的牌子。小时候老师带队步行到人民公园春游，这个钟楼是小屁孩们瞩目难忘的地标。文革武斗时红卫兵成都部队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在钟楼顶上安了几挺机关枪，就成了扼制人民南路广场的堡垒。成都两派分裂的第一梭子子弹就是从这里射出的。张梁刘张面对这块钉在成都市中心的钉子脑壳痛得很，造反兵团也不争气，打不下来。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亡命，半夜摸进去拿炸药包一炸，也没有垮。于是刘张从一三二厂调来海二联机关炮，对倒钟楼一袭暴打，嗵嗵嗵嗵嗵！把红成武斗队员打得鸡飞狗跳就抱头鼠窜了。海二联机关炮的炮弹粗得很，一火把钟楼打个对穿对过！没得哪个守得住。收复了失地的刘张不解气啊，因为红色政权的面子被臊了皮。据说有领导懂军事，批评打机关炮的该从底下往上打，这样守军一个都跑不脱；从上往下打，守军些扑爬跟斗都逃了命去。千疮百孔的美以美楼默默地见证中国人革命的惨烈进程，她也默默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颗炮弹打断了钟楼上时钟的重锤铁链，重锤砰然下落，击穿了好几层楼板，时钟也就停了摆。哎，古稀之年的我去给哪个小屁孩说，有一个美丽的钟楼，在去人民公园的路边…”。
大泽关于“美以美会钟楼”的故事，使我想起了刘之介爷爷在七十年代末，给我讲的“美以美会钟楼”和华西协和大学的一些往事，使我明白了美以美教会派员来中国，并不是文化侵略，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善生活质量并提高文化水准。当然，教会的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 但教会不用暴力强迫洗脑，而是帮助你，感化你，潜移默化使你皈依上帝。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1979年下半年，我在老友杜九森的母亲谢素云家认识刘之介爷爷。那时谢伯母刚摘去反革命份子帽子，处境改善。由于刘爷爷和谢伯母都曾经在华西协和大学共事，所以恢复了来往。那时，刘爷爷83岁，有只眼睛还能借助放大镜看报。他到谢伯母家聊天传教，总是由他的三儿子或孙女红梅送来，但由于儿子或孙女都有工作或学习，不会在谢伯母家久呆。所以，如果我下班去了，总是我用自行车送刘爷爷从致民路回九眼桥附近的家。记得当时刘爷爷还能坐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双手抱住我的腰。不过，我在前面骑行，常常提心吊胆。
刘爷爷说：“二十世纪初有一名叫甘来德（Harry Lee Canright）的传教士、美国医生。1891年他受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派遣，来到成都陕西街福音堂传教。1894年他在福音堂附近开设药房、医院，初名陕西街美以美诊所。1894年他开始修建成都存仁医院。医院建筑毁于1895年“成都教案”后，他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和教会的资助筹划重建。甘来德发现成都没有标准时间报时，在新建的医院设了高两丈左右的时钟台。高于主楼约6米左右，为成都第一座砖木结构西洋高层建筑。医院钟楼不仅成为当时成都的一大景观，而且定时报点的钟声悠扬，对当时没有几户拥有钟表的成都人家来说，意义难以用几句话能表述。甘来德还是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创办人之一。” 刘爷爷又说： “华西坝钟楼,1926年由美国人柯里斯先生(Mr.J.Ackerman Coles)捐建，是当时成都最高的建筑物。在中式的塔身上配上西洋的时钟，加上一个哥特式的尖顶，形成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建筑物。华西坝钟楼与陕西街的存仁医院钟楼遥相呼应，成为当时成都的双子座钟楼，颇为壮观。”
我家就住在广益坝后面，面临锦江。小时候我常去华西坝钟楼玩耍，而老师带队步行到人民公园游玩，陕西街的钟楼是必经之地。况且在文革中，我被关押在华西坝钟楼旁的黑屋里过了一夜，体会到九死一生的滋味。所以，成都的双子座钟楼，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刘之介教授，四川省资中人，（ 1896～1986年）。原名绍之，小时即信基督教，幼年与弟就读于县城福音堂华美小学。17岁毕业去成都华西协会中学学习。1925年从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毕业，任华美模范高小改为新学制高琦初中首任校长。1928年刘爷爷出国深造，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教育系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兼任高琦初中及教育系实验班校长，并代理过华西协和大学教务主任。
刘爷爷还说：“1950年后，我因所谓教会背景和历史问题被弄到北京学习，停发工资，几年后才辗转回到成都。后来以『院系调整』为名，把我安排去四川师范学院教英语，工资不享受教授的待遇。而且，文革中我还受到批判，身心受到摧残，工资被降到发生活费。”言及此，刘爷爷不禁唉声叹气。
当时，刘爷爷的院落门可罗雀。没有像他去世多年后，有不少人搞纪念活动。而成都野草诗友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到刘爷爷家里拜访并请教的活动。以表达对这位杰出的教育家的崇敬心情。记得一次，我去刘爷爷家聊天，谈起我去上海的见闻。我把鳞次栉比的高楼，说成鳞次节比。刘爷爷当面指出我的错误后，要求我学习要精益求精，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从此后，一贯自以为是的我，在刘爷爷面前，再不敢高谈阔论。刘爷爷多次对我谈起：“教育应当允许私立学校出现，让老师和学生自由交流。而不能由国家包办，限制老师和学生的创造力。”他还说：“教材不能统死，应当允许因材施教。”他对当时社会，由官方教材灌输的仇恨心态很失望，说“这样下去会激发各种矛盾，遗害后人。”他主张用宽仁慈爱来化解仇恨。
刘爷爷启发我的智慧，建议我去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属的礼拜堂听听佈道。1980年7月的一天我去了一次，结果大失所望，因为佈道的牧师，要我们祷告：“上帝保佑华主席，因为华主席解放了基督教”。我以为基督教的真谛是上帝创造了人，而不是人解放了上帝，也不是人创造了上帝。所以，我从此不再去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属的礼拜堂。
1981年4月15日，刘爷爷和国画家周抡园，在成都餐厅主持我的中西合璧的婚礼。因我妻子在华西大学里学英语（当时叫四川医学院），而我酷爱中国诗词。故而，由刘爷爷象征西学，国画家周抡园象征中国艺术。后来几年，刘爷爷的视力越来越差，我若没有出差，每周至少去他家给他唸一次报纸，也向他请教一些自学中的难题。1986年初，刘爷爷患心脏病住进成都一医院病房，我同妻子一起去探望他。病床上的刘爷爷仍不忘要我皈依基督教，我对刘爷爷说，若上帝显灵，你能痊愈，我就皈依上帝。结果刘爷爷果然用意志走出医院，回到家中。而我没有遵守诺言，无颜去见他。刘爷爷却用手摸着纸，写一封歪歪倒倒而字句重叠的问候信来，还寄来一张“刘之介九十叟敬赠”的照片，使我至今惭愧不已。
近来，刘之介教授的大名，频繁的出现在中文网上，而中国的历史照例由官方书写。虽然，刘爷爷文革后照例补发了工资，照例在他去世多年后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赞美。但刘爷爷终身跟随上帝而养成的仁爱、善良、没有仇恨的品德，和他晚年对教育的反思却被只字不提。大量充斥在网上的官样文章，都介绍他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是对刘爷爷精神的污染，也是官方的统战手法。
转瞬间，刘爷爷已去世31年，仅以此文怀念他。愿刘爷爷在天国安息。
2017年10月2日
附录：
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784年－1939年）是从1784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个基督教卫理宗的教派，从1784年到1844年是在美国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南北分裂后到1939年，是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该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较大的宗派—— 卫斯理宗。
老友彭大泽先生，在所著《泽炮夜话》中简述了陕西街钟楼的命运：“这个钟楼以前在陕西街口子上，以前应该是美以美会修的房子吧？鼎革后赶走了洋人，挂了省高教局的牌子。小时候老师带队步行到人民公园春游，这个钟楼是小屁孩们瞩目难忘的地标。文革武斗时红卫兵成都部队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在钟楼顶上安了几挺机关枪，就成了扼制人民南路广场的堡垒。成都两派分裂的第一梭子子弹就是从这里射出的。张梁刘张面对这块钉在成都市中心的钉子脑壳痛得很，造反兵团也不争气，打不下来。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亡命，半夜摸进去拿炸药包一炸，也没有垮。于是刘张从一三二厂调来海二联机关炮，对倒钟楼一袭暴打，嗵嗵嗵嗵嗵！把红成武斗队员打得鸡飞狗跳就抱头鼠窜了。海二联机关炮的炮弹粗得很，一火把钟楼打个对穿对过！没得哪个守得住。收复了失地的刘张不解气啊，因为红色政权的面子被臊了皮。据说有领导懂军事，批评打机关炮的该从底下往上打，这样守军一个都跑不脱；从上往下打，守军些扑爬跟斗都逃了命去。千疮百孔的美以美楼默默地见证中国人革命的惨烈进程，她也默默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颗炮弹打断了钟楼上时钟的重锤铁链，重锤砰然下落，击穿了好几层楼板，时钟也就停了摆。哎，古稀之年的我去给哪个小屁孩说，有一个美丽的钟楼，在去人民公园的路边…”。
大泽关于“美以美会钟楼”的故事，使我想起了刘之介爷爷在七十年代末，给我讲的“美以美会钟楼”和华西协和大学的一些往事，使我明白了美以美教会派员来中国，并不是文化侵略，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善生活质量并提高文化水准。当然，教会的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 但教会不用暴力强迫洗脑，而是帮助你，感化你，潜移默化使你皈依上帝。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1979年下半年，我在老友杜九森的母亲谢素云家认识刘之介爷爷。那时谢伯母刚摘去反革命份子帽子，处境改善。由于刘爷爷和谢伯母都曾经在华西协和大学共事，所以恢复了来往。那时，刘爷爷83岁，有只眼睛还能借助放大镜看报。他到谢伯母家聊天传教，总是由他的三儿子或孙女红梅送来，但由于儿子或孙女都有工作或学习，不会在谢伯母家久呆。所以，如果我下班去了，总是我用自行车送刘爷爷从致民路回九眼桥附近的家。记得当时刘爷爷还能坐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双手抱住我的腰。不过，我在前面骑行，常常提心吊胆。
刘爷爷说：“二十世纪初有一名叫甘来德（Harry Lee Canright）的传教士、美国医生。1891年他受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派遣，来到成都陕西街福音堂传教。1894年他在福音堂附近开设药房、医院，初名陕西街美以美诊所。1894年他开始修建成都存仁医院。医院建筑毁于1895年“成都教案”后，他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和教会的资助筹划重建。甘来德发现成都没有标准时间报时，在新建的医院设了高两丈左右的时钟台。高于主楼约6米左右，为成都第一座砖木结构西洋高层建筑。医院钟楼不仅成为当时成都的一大景观，而且定时报点的钟声悠扬，对当时没有几户拥有钟表的成都人家来说，意义难以用几句话能表述。甘来德还是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创办人之一。” 刘爷爷又说： “华西坝钟楼,1926年由美国人柯里斯先生(Mr.J.Ackerman Coles)捐建，是当时成都最高的建筑物。在中式的塔身上配上西洋的时钟，加上一个哥特式的尖顶，形成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建筑物。华西坝钟楼与陕西街的存仁医院钟楼遥相呼应，成为当时成都的双子座钟楼，颇为壮观。”
我家就住在广益坝后面，面临锦江。小时候我常去华西坝钟楼玩耍，而老师带队步行到人民公园游玩，陕西街的钟楼是必经之地。况且在文革中，我被关押在华西坝钟楼旁的黑屋里过了一夜，体会到九死一生的滋味。所以，成都的双子座钟楼，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刘之介教授，四川省资中人，（ 1896～1986年）。原名绍之，小时即信基督教，幼年与弟就读于县城福音堂华美小学。17岁毕业去成都华西协会中学学习。1925年从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毕业，任华美模范高小改为新学制高琦初中首任校长。1928年刘爷爷出国深造，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教育系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兼任高琦初中及教育系实验班校长，并代理过华西协和大学教务主任。
刘爷爷还说：“1950年后，我因所谓教会背景和历史问题被弄到北京学习，停发工资，几年后才辗转回到成都。后来以『院系调整』为名，把我安排去四川师范学院教英语，工资不享受教授的待遇。而且，文革中我还受到批判，身心受到摧残，工资被降到发生活费。”言及此，刘爷爷不禁唉声叹气。
当时，刘爷爷的院落门可罗雀。没有像他去世多年后，有不少人搞纪念活动。而成都野草诗友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到刘爷爷家里拜访并请教的活动。以表达对这位杰出的教育家的崇敬心情。记得一次，我去刘爷爷家聊天，谈起我去上海的见闻。我把鳞次栉比的高楼，说成鳞次节比。刘爷爷当面指出我的错误后，要求我学习要精益求精，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从此后，一贯自以为是的我，在刘爷爷面前，再不敢高谈阔论。刘爷爷多次对我谈起：“教育应当允许私立学校出现，让老师和学生自由交流。而不能由国家包办，限制老师和学生的创造力。”他还说：“教材不能统死，应当允许因材施教。”他对当时社会，由官方教材灌输的仇恨心态很失望，说“这样下去会激发各种矛盾，遗害后人。”他主张用宽仁慈爱来化解仇恨。
刘爷爷启发我的智慧，建议我去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属的礼拜堂听听佈道。1980年7月的一天我去了一次，结果大失所望，因为佈道的牧师，要我们祷告：“上帝保佑华主席，因为华主席解放了基督教”。我以为基督教的真谛是上帝创造了人，而不是人解放了上帝，也不是人创造了上帝。所以，我从此不再去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属的礼拜堂。
1981年4月15日，刘爷爷和国画家周抡园，在成都餐厅主持我的中西合璧的婚礼。因我妻子在华西大学里学英语（当时叫四川医学院），而我酷爱中国诗词。故而，由刘爷爷象征西学，国画家周抡园象征中国艺术。后来几年，刘爷爷的视力越来越差，我若没有出差，每周至少去他家给他唸一次报纸，也向他请教一些自学中的难题。1986年初，刘爷爷患心脏病住进成都一医院病房，我同妻子一起去探望他。病床上的刘爷爷仍不忘要我皈依基督教，我对刘爷爷说，若上帝显灵，你能痊愈，我就皈依上帝。结果刘爷爷果然用意志走出医院，回到家中。而我没有遵守诺言，无颜去见他。刘爷爷却用手摸着纸，写一封歪歪倒倒而字句重叠的问候信来，还寄来一张“刘之介九十叟敬赠”的照片，使我至今惭愧不已。
近来，刘之介教授的大名，频繁的出现在中文网上，而中国的历史照例由官方书写。虽然，刘爷爷文革后照例补发了工资，照例在他去世多年后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赞美。但刘爷爷终身跟随上帝而养成的仁爱、善良、没有仇恨的品德，和他晚年对教育的反思却被只字不提。大量充斥在网上的官样文章，都介绍他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是对刘爷爷精神的污染，也是官方的统战手法。
转瞬间，刘爷爷已去世31年，仅以此文怀念他。愿刘爷爷在天国安息。
2017年10月2日
附录：
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784年－1939年）是从1784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个基督教卫理宗的教派，从1784年到1844年是在美国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南北分裂后到1939年，是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该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较大的宗派—— 卫斯理宗。
评论
发表评论